劉道彩：“綠色官員”升遷易，治污才會變簡單

從各地網友“重金邀局長下河”，到“紅豆局長”下馬，近一段時間，“環保局長”被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

誠然，環保離不開環保局長，個別不負責任、敷衍公眾的環保局長也當被口誅筆伐、接受處分。但同時也應看到，在目前人事、財政都受制於當地政府的語境下，地方環保部門的一舉一動都受到限制。山西省環保局局長劉向東接受央視採訪曾說：環保局是地方政府養的貓，這個貓能不能捉耗子，捉幾隻耗子，不是環保部門說了算而是由政府說了算﹔此前也有基層環保局長，在接受採訪時自我調侃說：“領導要給誰‘穿小鞋’，准讓他當環保局長。”

這些年，一些地方為發展GDP，把降低環保要求作為招商引資的優惠條件，在接受產業轉移中也接受污染，並且寄希望於“先污染后治理”，但事實証明，這種發展模式不僅功利和短視，慘重的報應也會到來。近日的一項環境報告指出：當下中國已進入為環境污染付出高額代價的“高成本償債期”。中國最大的500個城市中，隻有不到1%達到了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空氣質量標准﹔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之中，有7個在中國。而來自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的消息則稱，因經濟發展造成的環境污染代價持續增長，中國生態環境年“折損”近萬億，但這還是在核算方法不夠成熟，以及基礎數據不具備的環境污染損失和生態破壞損失項沒有計算在內條件下而得出的數據。

環境污染加重背后固然有我國農業、工業、城市化進程中關於生存與發展的一系列深層矛盾與兩難抉擇，但一些地方官員畸形的發展觀與政績觀，卻是加重污染的助推劑。山西省環保局從前曾做過一項問卷調查，在接受調查的人群中，93.31%的普通群眾認為，環境保護應該與經濟建設同步發展，然而卻有高達91.95%的市長(廳局長)認為加大環保力度會影響經濟發展。這種“官民有別”的怪味調查結果，並不能說明官員的環保素質低下，也不能說明百姓的環保覺悟普遍高於官員，主要原因還在於，許多地方“GDP出官”的評價機制難以扭轉。

新加坡國立大學房地產研究院院長鄧永恆教授近期搜集了中國283個中小城市的市長和市委書記10年的政績和升遷結果，分析結果顯示，如果市委書記和市長任期內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話，升職概率將高於8%，如果任期內長期把錢花在民生和環保，那麼他升官的幾率是負值。他由此得出的結果為：“綠色官員”升遷難。

幾年前，國家提出綠色GDP概念，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遼寧省等10個省、市相繼開始了綠色GDP試點工作，但這種熱度曇花一現之后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分析原因，除了綠色GDP評價機制從技術層面上還不夠成熟，主要還在於，由於扣除環境損失成本，一旦實施綠色GDP，會使一些地區的經濟增長數據大大縮水，巨大的反差可能讓很多地方政府“面上無光”，該政策因而遭到地方的冷執行。

在環保已成困擾中國大課題的當下，隻有將綠色GDP納入官員考評並佔有重要分量，讓那些以犧牲環境為發展代價的官員得到應有懲戒，讓“綠色官員”得到更多的政治待遇與升職機會，治污才會變得簡單。（劉道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