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在一百多年立國之路上,日本實際上採取了一種特別的文化戰略:一方面通過徹底異化、丑化、妖魔化中國和朝鮮等亞洲鄰國,使日本從亞洲文化中完全獨立出來,超脫出來;另一方面,又通過否定現代中國對於古代中華文化、仁義忠信的儒家傳統的繼承,將日本定位為這一偉大東方傳統的正朔,借以使日本在向西方學習現代化的同時,在文化上凌駕於西方之上。即是說,日本近現代的大轉型,在“脫亞入歐”這個基本運動之上,還貫穿了另一個“超亞超歐”的文化戰略。

　　不難看出,在這個文化戰略中,中國是最大的犧牲品,而且是二次犧牲。首先,日本將現代中國與日本自身對立起來,通過全面否定前者,將后者各方面的“優越”反襯出來。接著,再將現代中國與古代中國對立起來,通過全面否定前者,使后者成為日本獨享的文化優勢。

在日本取得甲午戰爭勝利、民族主義膨脹、急於重新塑造其國民形象和國家形象的時期,盛行一時的“日本人論”,大多是靠否定中國來完成的,典型的論述如——“支那人秉性之惡端業已為世人所知曉:過於自尊,過於保守,國家意識淡泊,自私自利,狡猾散漫,野卑吝嗇,因循姑息,愚昧而不識趣,兼加注重虛禮,嫻於辭令,且一般不厭臟亂。”而日本國民的優點則通過對照和反証的方式歸納出來,例如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所列:1)忠君愛國;2)崇敬祖先、重視家名;3)現世、實際;4)喜歡草木、熱愛自然;5)樂天洒脫;6)淡泊瀟洒;7)美麗纖巧;8)清淨潔白;9)彬彬有禮;10)溫和寬恕。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