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擁堵費，征還是不征？這是個問題。民主法治社會，加重公民負擔的公共治理措施，必須經得起正當性和合法性追問，且正當性並不必然等同於合法性。對政府部門征收擁堵費的辨析，首先要從正當性追問開始。

　　征收交通擁堵費的理由無非是：日益嚴重的交通堵塞已經到了非征不可的地步。這一理由看似成立，卻缺乏仔細的考究，官方並沒有提供“非征不可”的事實証明。管理者採取增加相對人負擔的公共治理手段，必須以窮盡其他無害性手段為前提，在不得已需要影響相對人權益時，也必須選擇影響最小、損害最輕的方式。我國城市交通擁堵現狀，並非汽車增多這一條原因造成，其中最為關鍵的還有公共交通工具不發達、交通設施建設不合理(例如人車分流設施建設滯后)、交通規則意識的薄弱。這幾方面都與政府的治理不力有關，即便是車主交規意識和行車秩序問題，很大程度上也可歸咎於交通執法的不嚴密。在這些管理手段尚未窮盡之前，征收擁堵費便很難具備正當性。

　　如果說正當性辯論因不同主體的話語權不同，容易陷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境地﹔那麼合法性評判則是客觀理性的唯一標准。從行政法治看，征收擁堵費是種行政收費行為，本質上是加重公民負擔的侵益性行為，尤須恪守法定主義原則，也即這種行為的實施必須得到立法的明確授權。由於擁堵費本質上是為車主增設了一項額外義務，它進入公共政策之中就不能繞開法律上的障礙：這種針對公民的不利性措施，是否應當取得公眾同意？顯然我們的管理者還不想進入到這個層面進行思考，而是在正當性根由尚不充分的情況下，企圖援引所謂的正當性來取代合法性。問題是，任何公共政策的出台，都不可能徑由正當性直接推導出合法性，其必須在說服民眾的程序中借助於立法手段才能獲得合法性，從而取得一個走向實踐的“准生証”。

　　在缺乏立法的充分博弈的基礎上，由城市管理者單方面出台征收擁堵費的政策，不僅面臨違法行政的指責，且會涉嫌更為嚴重的如下問題：城市道路等基礎建設費用已由國家稅收支付，再征收擁堵費是否涉嫌非正義的二次收費？在政府沒有為車主提供權利補償的情形下，單純強調公民的負擔是否會造成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會不會造成更大的特權階層特區？探討這一公共政策的公平話題，我們必須深入到不同人群基於個體經濟實力的差異，而可能導致的權利自由享有上的重大區別。

　　對於想征收擁堵費的城市管理者而言，其必須對自己身處的法治環境有所察覺，將附加在公共政策之上的各種正當與非正當的目的，隱藏於合法性外殼之下。征收擁堵費動用的是公權力，且指向公民的合法財產，因而首要的原則是依法。到底要不要征收擁堵費，按什麼標准征，由於涉及公共利益和公民個體利益，公共政策的出台必須尋求立法程序，敞開大門廣泛征集意見以使政策推行獲得廣泛的民意基礎。這個過程是公私博弈的過程，也是不同社會群體博弈的過程，缺乏這種博弈的程序平台，偏頗的公共政策便可能釀造出新的社會不公。而且，征收標准、征收數額、費用流向和具體投放，都必須清清楚楚，便於公眾知情和監督。(作者系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副教授)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