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評：維護城市秩序，不是靠大糞也不是藏獒

　　城管須要支持這個意見，我兩年前就想說，但一直猶豫著沒有說。為什麼？在媒體一波接著一波的討伐下，城管已經成了“惡人”的代名詞，而違規擺攤者是值得同情的“被壓迫者”。在這種氛圍中，城管一個個灰頭土臉，年輕一點的連對象都找不到。有報道說，女方一聽說是城管，扭頭就跑。如此這般，我再來說城管須要支持，豈不是找罵？

　　聰明人即使有不同意見，也會旁敲側擊，不會站在當道大聲反對。我為什麼要傻乎乎地殺出來？因為我是城市無序的受害者。我所住小區在一條胡同裡，要想到街上買日用品或者坐公交車去別的地方，必須走大約50米，出這個胡同。但這50米的路卻十分難走。本來就不寬的胡同路面，幾乎堵死了，包括人行道在內的兩側停滿了汽車，中間隻有窄道。這好比冠狀動脈，堵塞了80%，血流成了涓涓細流，隨時都會心肌梗塞。小區裡的人要上街，必須像過街的老鼠一樣，在機動車道上亂竄，與鋼鐵武裝的汽車爭道。如果誰不幸被撞了，那是他倒霉，沒有一個機構會承擔責任。其實，在這條堵塞的血管的旁邊有一塊不小的空地可以走到街上，但這裡常年擺著三四個排檔，一排排桌子坐滿了食客，跑堂的托著食品穿梭其中，地上是滿地的污漬、丟棄的食物、一次性筷子和餐巾紙。路邊的下水道口堆積著泔水殘渣，日夜散發著糞坑一樣的臭氣。一場不大的雨就可以導致胡同路面積水，上街就更艱難了。搬到這裡來以后，我常常感覺自己成了垃圾堆上的耗子，一下子失去了作為人的尊嚴。

　　這裡牽涉到一個深層次的文化問題，即公共觀念。在公民社會，公共場所是大家的，所以自己的行為要考慮到他人的利益，他人的感受。在宗法社會，公共場所是大家的，人人都可以佔，不佔白不佔。這種文化沖突不自今日始。據我所知，起碼可以追溯到150年前。那時候，正是太平天國戰爭即所謂“洪楊治亂”的時候，華南有大批破產的農民遠走北美和澳大利亞去金礦淘金。金礦所在地聚集著各種膚色的勞工，各有各的營地，白人絕對不到華人營地去。不是不讓他們去，是他們自己不願意去。他們受不了華人營地的無序，特別是攤販佔道，馬車行進十分艱難。清代和民初來華的傳教士和商人也對我國城市的佔道經營印象深刻。他們寫了不少書，前幾年市場上有一套中文版，其中沒有一本不說到佔道的。最極端的例子是，一本書的作者坐著馬車通過一個小鎮，結果走不通，因為前面有人家辦喜事，當街搭台唱戲，把整條街都佔了，他們隻得繞道而行。正是因為文化基因的作用，如今的小販把佔道經營視作正當，媒體也認為理所當然，於是，城管就成了狗拿耗子的壞人，惡人。

　　除了這點之外，我們還有一個不好的傳統，就是一種壞現象出現，天長日久沒有人管，一旦出了人命，就會搞什麼專項行動，搞什麼地毯式排查，搞什麼一票否決等等，轟轟烈烈一陣子。最近，廣場舞噪音擾民的問題又突出起來了，因為有人忍無可忍，潑了大糞，有人開了槍，放出了藏獒。據說，廣場舞噪音屬於公安部門管，而公安部門不是按照法律來整治，而是作為民事糾紛去調解的。這使我想起了悉尼華人告訴我的一個故事。故事說，有一個華人新移民喜歡拉京胡，他就到悉尼一個寬敞的地方演奏。但是，不知道是他拉得太差，還是悉尼人欣賞不了京胡，人家一個電話打到警察局。警察立刻趕到現場，對這哥兒們說，請你到能夠欣賞你的藝術的地方去演奏。他們代表政府執法，有權威，不容商量。在報刊上多次看到，什麼人自家的院子裡，草坪許久不割草，警察就會找上門來，因為鄰居報警了，說影響了他的視覺美。在我們這裡，警察是絕對不會理睬的，充其量將其當作民事糾紛，而不會作為法律問題去處理的。

　　這又牽涉到另一塊社會文化短板，就是以情代法，以情壓法。小販不容易呀，為了謀生，擺個攤子，值得這麼大動干戈嗎？至於廣場舞，現在生活好了，個個都是金枝玉葉，都重視健身，大媽大嬸們跳個廣場舞，既娛樂又健身，就是沒有一塊合適的場地，也值得同情呀。不錯，小販也好，大媽大嬸也好，的確值得同情。問題是，你不能損害別人的利益，如行人的利益，附近居民的利益。難道那些因為人行道被佔而被迫走機動車道並不幸被汽車撞了的行人就不值得同情？難道被擾的居民心煩意亂睡不好覺上班出了差錯因此被扣了獎金丟了飯碗就不值得同情？

　　大城市人口高度密集，如果沒有秩序，誰想干什麼就干什麼，倒頭來誰都活不舒坦，而且難免釀出大禍，鬧出人命來。因此，城市需要秩序，應該沒有異議。秩序怎麼來？隻有法律來保障，不是大糞，也不是藏獒。誰來執法？警察或城管。他們的工作需要什麼？需要理解和支持，還有必要的權威。

　　網友諸君先別罵，我不是支持城管野蠻執法。野蠻執法必須制止。但是，要把個別城管的野蠻行為與城管這支隊伍區別開來，不能一杆子掃倒一船人，把整個城管隊伍搞得灰頭土臉沒一點權威。尤其是媒體人，在口誅筆伐的時候，先要用一點功，研究一點文化和法律，不可實行多數人統治，把社會進步給扼殺了。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