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思：“普世價值”的源起、演變和思考

　　海外網4月28日電 據《紅旗文稿》報道，《最近以來，看到一些有關“普世價值”的討論，很有似曾相識的感覺。特別是討論中不時流露出來的那些執著和熱忱，讓人難免不回憶起“普世性”和“普世主義”的最初推動者——基督教會的所作所為，當然也聯想到對“理性”頂禮膜拜的啟蒙思想家們，以及各種各樣的、典型和非典型的“中心—邊緣說”和“歐洲中心論”。

　　普世的觀念最初來源於基督教。基督教原本是猶太人的宗教，耶穌基督曾經被稱為“以色列的救主”。在基督教初期向外傳播和擴張的時候，種族的界限是它必須跨越的一個障礙。根據《馬太福音》所述，耶穌基督是上帝派來拯救以色列的迷失的羔羊的，一些居住在Judaea（現以色列南部地區）的非猶太人希望接受洗禮，皈依基督，這在猶太人中間引起了極大爭論。而與此同時，一些出生在塞浦路斯和昔蘭尼（今利比亞境內）的猶太人用希臘語在安提克傳教，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們把耶穌基督稱為“主，耶穌”而非“以色列的救主”，使非猶太人無需先將自己變成猶太人就可以成為基督徒。可以說，基督教早期得以在羅馬帝國內部傳播是與其“去猶太化”的努力分不開的，而“普世性”的概念就出現在這樣一個歷史場景之中。根據《加拉太書》，“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保羅雖然認為上帝的選民不必然是猶太人，但是，接受並追隨基督的教義卻是不可少的條件。在“普世性”背后隱藏著的先決條件是對基督教教義和規則的無條件接受。

　　從“普世性”的源頭可以看出，“普世性”是建立在基督教之上、以基督教為核心的概念，它服務於基督教的傳播和擴張。隨著基督教在歐洲生根發芽，“普世性”這個概念又成為教會手中的思想工具，服務於多種目的：它是教會維持在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地位、對抗以君主為世俗權威的工具﹔它是教會討伐異端、維持教會正統的工具﹔它也是進行宗教戰爭、對外武力擴張的工具。

　　在中世紀之后，一系列的歷史事件挑戰了羅馬天主教會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在思想領域，新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挑戰了教會正統神學的壟斷地位。不過，無論新教改革還是啟蒙思想都無意顛覆基督教信仰，無意否定基督教本身的“普世性”。恰恰相反，在中世紀后期萌芽的這些思想運動出自於對於信仰的熱切追求，希望撇開羅馬教會確定的、摻雜了太多塵世利益的、所謂“正統”的神學觀念，進而探尋真實信仰的源頭，探索隱藏在自然世界和人類歷史之中的源自上帝的“普遍規則”。其結果是基督教世界觀的“世俗化”，當理性取上帝而代之，成為啟蒙思想家所確立的新的世界觀時，“普世性”這個宗教概念並沒有被拋棄，而是被新的理論體系所繼承。在中世紀，基督教的信仰是普世的，在“理性時代”，“理性”和基於“理性”的種種規則是普世的，“普世性”就這樣逐漸地融入到新的話語體系之中。

　　啟蒙思想家所探尋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規律。比如，撰寫了《論法的精神》的孟德斯鳩，他對“法的精神”的探索，其初衷正是為了尋找適用於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我看見了：個別的情況是服從這些原則的，仿佛是由原則引申而出的﹔所有各國的歷史都不過是由這些原則而來的結果﹔每一個個別的法律都和另一個法律聯系著，或是依賴於一個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著者原序）所以，他寫作的目的不是為了討論各國的法律制度為何各具特色，而是恰恰相反，他要在各種素有天壤之別的法律制度之中，尋找能夠一以貫之的普遍原則。另一位啟蒙時代的著名思想家休謨則試圖用“實驗的方法”來“找出一切責難或贊許最終由之發源的那些普遍的原則”。盡管孟德斯鳩和休謨都為呈現在人類歷史中的多樣性所困惑，但是，這既沒有動搖他們對這些“普遍規律”的信仰，也沒有阻止他們對“普遍規律”的追尋。隨著啟蒙思想的發展，思想家開始認為，是否接受這些“普遍規律”成為人類是否能夠走向進步的關鍵。

　　啟蒙運動在歐洲如火如荼之時，也是地理大發現后歐洲進行殖民擴張之時。理性和以理性為基礎的進步觀念逐漸成為歐洲認同的核心內容，並成為西方文明的內核，成為“歐洲中心論”的基本理論依據。該理論認為，相對於東方的農業社會、無國家的民族和專制政府而言，在西方的歐洲生活著一批受到上帝眷顧的優等種族，建立了以理性為基礎的先進工業經濟和行政體系。這些先進的工業經濟和行政體系是具有“普世性”的，非歐洲的、非西方的國家和民族或早或晚都將依此而走上“進步的”道路。掌握了“普世性”規則的歐洲是人類文明的“中心”，而其他社會則是“邊緣”，文明的走向是從“中心”向“邊緣”擴展。從這種理論出發的歷史觀認為，歐洲國家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侵略是將“文明”帶給這些落后國家和地區。

　　這種普世價值不承認其他文明的獨立價值和發展軌跡，忽視其他文明對人類文明歷史作出的獨特貢獻，否認在不同文明之間，特別是在東西方兩大文明之間一直都存在著的相互交通、相互影響的關系。這種普世價值觀最終否認的是本來就存在的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多樣性和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關系。

　　誠然，歐洲人創造了席卷全球的工業文明，建立了市場體制，發明了各種各樣的治理體系，探索了影響人類的社會主義理論，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歐洲文明的歷史中也曾充斥了暴力和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苦難和慘痛的教訓。歐洲和西方文明對中國近現代的進步產生過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但也曾經是中國遭受侵略、壓迫和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習近平主席在歐洲學院演講中全面闡述了中國文明的精髓和獨特的價值體系，講述了中國在近現代所經歷的苦難和勵精圖治的探索，都說明了中國文明獨特的價值、發展、挑戰和成績。中國文明源遠流長，有自身的發展規律和深厚的歷史淵源，不是可以隨意被遺棄和替代的。

　　事實上，中國和歐洲是世界上少數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中國和歐洲發展的軌跡和規律並不相同，但都具有深厚的底蘊和新鮮的活力。這種底蘊和活力的構成方式雖然不同，但在人類文明歷史中享有同等的地位。它們之間的關系不是中心和邊緣的關系，而應當是平等互鑒的關系。歐洲的啟蒙思想家從中國思想家那裡獲得啟迪，而中國的改革者則不斷地從歐洲文明中選取精華，向歐洲的學習包括了科學技術、思想觀念、治理經驗、文化藝術，等等。中國人根據中國自身的國情消化和吸收這些精華，而不是簡單地移植歐洲模式。中國成語“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比照別人的長處，哪怕是比自己落后和貧窮的民族的長處，都可以使自己進步。在西方文明中也有類似的比喻。中國和歐洲古代文明的智慧都說明，不僅文明是平等的，而且每種文明都應當虛心向他種文明學習，否則將導致災難性的后果。

　　孫中山先生說過：“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這是真正的世界潮流。不同文明應當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平等地相互學習、尋求合作，不同文明之間存在精神和追求上的“共同性”，同時也存在道路選擇和方式選擇上的“差異性”。抹殺差異，否定多樣性的“普世性”是不平等的，也是行不通的。

　　在我們生活的當代世界，網絡技術的進步和傳播工具的發達使得概念的傳播速度大大加快。一鍵點擊就可以完成概念的傳輸，但是每個概念的形成卻需要人類經歷漫長的，而且是特定的自然歷史過程，而這些不同的經歷往往不能通過一鍵點擊而獲得傳輸，需要長期的學習和深入的體驗才能了解和理解。目前，網絡技術已經開始沖擊幾乎所有的邊界（包括專業的、社團的、經濟的、政治的），挑戰所有的行為方式、組織形式、思維方式和社會動員方式，並將不可能串聯的事物串聯起來，讓不相干的事情相互聯系，形成了一個多元文明和文化相互交叉混雜的平台。越是這樣，就越要警惕“快餐文化”，了解並不斷重新認識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也深入地了解其他國家的歷史文化，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實現包容，不同的民族在保留自己特性的條件下平等地走向融合。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