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西方的制度反思與中國的道路自信

　　過去數十年中，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一直在全世界推銷自己的制度模式。仔細觀察，他們主要推銷兩個東西：一個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另一個是民主原教旨主義，但產生的效果似乎越來越差：“顏色革命”隨著烏克蘭的分裂動蕩已基本褪色完畢，“阿拉伯之春”隨著埃及的沖突震蕩已變成了“阿拉伯之冬”。大概是忽悠別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西方不少國家自己也真相信這些東西了，結果自己也被一並忽悠。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島、希臘等國先后破產，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國處在破產邊緣，絕大多數西方國家都深陷債務危機，美國經濟也沒有搞好，多數人的生活水平20來年沒有改善，反而下降，國家更是債台高筑。這樣的結果估計西方自己也未曾料到。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堅持走自己道路的中國，正以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的規模和勢頭迅速崛起，多數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西方終於有不少人開始反思西方自己的制度問題了。今年3月，西方自由主義最有影響的旗艦雜志《經濟學人》罕見地刊發了封面長文：《民主出了什麼問題？》（以下簡稱“《經濟學人》文章”），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發展停滯了，甚至可能開始了逆轉”。“1980年至2000年間，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進入新千年后，民主的挫折越來越多”。作者把這種挫折歸咎於兩個原因：“一是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二是中國的崛起”。這也引出了本文探討的兩個主題：西方的制度反思與中國的道路自信。

　　一、西方制度反思：從經濟轉向政治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不久，西方許多人士就開始反思造成這場金融危機的原因。英國女王詢問倫敦經濟學院的學者：為什麼沒有預測到金融危機的到來。西方學界和政界許多重量級人物先后參與了這場反思。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撰文《經濟學為什麼錯得這麼離譜？》，認為“大多數經濟學家死抱著資本主義就是一個完美、或近乎完美制度的觀點”，“對很多東西視而不見”。對這場危機負有責任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說：他處於“極度震驚和難以置信”的狀態，因為“整個理智大廈”已經“崩潰”，他“不敢相信自己對市場的信念和對市場是如何運作的理解是錯誤的”。美國經濟學家布拉德福德·德朗指出：金融家的自我監管是場災難，“雖然總體來說，被監管符合金融公司的長遠利益，但金融家們太愚蠢，認識不到這一點，他們隻想賺錢，然后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這種觀點是對的，那美國將會有很大的麻煩。”

　　美國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唐納德·巴利特和詹姆斯·斯蒂爾於2012年在美國出版了《被出賣的美國夢》一書，引起了轟動。作者對美國人過去20來年的實際生活進行了調查，認為曾經激勵過那麼多人的“美國夢”已經不復存在，因為多數美國人的收入在過去20年停滯不前，甚至下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如是說：“美國自稱‘機會之地’或者至少機會比其它地區更多，這在100年前也許是恰當的。但是，至少20多年來的情況不是這樣”。

　　針對西方經濟是否已開始復蘇，斯蒂格利茨又寫道：“綜觀西方世界，盡管有復蘇的跡象，但大部分北大西洋國家的實際（通脹調整后）的人均GDP還低於2007年﹔在希臘，經濟估計收縮了約23%。表現最出色的歐洲國家德國在過去六年的平均年增長率也隻有0.7%。美國的經濟規模仍比危機前小15%”。他還說，“GDP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標。更相關的指標是家庭收入。美國今天的中位數實際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還要低﹔全職男性員工的中位數收入還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

　　西方對危機的反思也從經濟層面轉向了政治層面。《被出賣的美國夢》作者剖析了美國夢被出賣的政治原因，認為美國的政客、富人、大公司等，通過權錢交易動搖了“美國夢”的基礎。美國的政府替富人減稅，期待富人能給美國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但這種局面基本沒有出現。富人不熱心把利潤匯回美國，而是更多地把錢財轉移到開曼群島等逃稅天堂。斯蒂格利茨也認為：林肯總統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制度已經演變成了“1%的人有、1%的人治、1%的人享”。羅馬教皇佛朗西斯則公開把“現代資本主義”稱為“新的專制制度”。他認為“資本主義將導致更廣泛的社會動蕩。資本主義是掠奪窮人的經濟”。

　　二、西方民主模式出了什麼問題？

　　無疑，西方的民主模式，特別是美國的民主制度出了大問題。西方人士對西方民主模式的反思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問題，即金錢政治、失靈政體、債務經濟。

　　“金錢政治”在這場金融危機中暴露無疑。《經濟學人》文章指出，“金錢獲得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超過20名說客）讓立法過程變得更為冗長和復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奧巴馬的醫改法案，竟長達2000多頁，包括了各種補充和例外條款，說白了，就是錢權交易后產生的、執行力極弱的法案。“金錢政治”的標志性事件是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對公司和團體支持競選的捐款不設上限。《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哈羅德·邁耶森驚呼：“這個裁決似乎証實了中國人對美國民主的批評，即美國民主是富人的游戲”。不久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又裁決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美國民主就真成了“錢主”，連美國右翼參議員麥凱恩都憂心忡忡地說：“美國今后將丑聞不斷”。

　　美國保守派學者福山也認為，“在美國政治體系中，金錢已經成為選舉的王牌，最高法院認可企業有權利用雄厚的經濟實力來支持有利於它經營的候選人和政策”。“而中國恰恰相反，中國的制度不可能犧牲整個體系的需要，讓企業參與政府的決策，從而滿足它們的底線”。

　　“失靈政體”主要表現為西方國家治理能力普遍大幅下滑：冰島政府國家治理無方導致了國家破產﹔希臘和意大利的政府治理極其混亂，導致了現在的深層次危機﹔比利時經歷了500多天無中央政府的局面﹔歐盟內部解決實際問題的效率極低﹔日本像走馬燈一樣地換政府，十年九相﹔美國如此龐大的金融體系弊病叢生，但金融危機到了爆發前夕，政府毫無察覺，結果給美國和世界帶來了災難，美國的綜合國力也隨之直線下降。

　　“失靈政體”還體現在美國政治的“極化”，即黨派激烈對抗導致“否決政治”和“治理癱瘓”。福山甚至撰文《美國沒有什麼可教給中國的》，說中國制度能“迅速做出復雜的重大決定”，而且“使決定得到較好的落實。而美國人的憲法制衡原則雖然保障了個人自由，使私營部門充滿活力，但現在已變得對立、分化和僵化”。

　　牛津大學教授斯泰恩·林根甚至警告：英美民主可能已經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滅命運的“臨界點”：“三權分立制度的設計初衷是通過政府權力間彼此制衡，最終更好地為公眾服務。但今天，權力互相牽制形成了僵局，整個國家得不到亟須的良好治理。任何一個旁觀者都會輕易而驚愕地發現，美國的‘社會不平等’與‘政府不作為’是那樣的密不可分。原本賦予憲政體系的權力被諸如政治行動委員會、智囊團、媒體、游說團體等組織榨取和篡奪”。“在古希臘，當富人成為巨富，並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府體制時，雅典民主崩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

　　至於“債務經濟”，今天幾乎多數的西方國家經濟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即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的方法來解決經濟和財政問題。從政治角度來看，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客為了拉選票都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的直接和間接的福利支票而耗盡國庫。南歐國家的債務危機就是這樣形成的，美國居高不下的債務危機某種意義上也是這樣形成的。

　　《經濟學人》文章承認“對民主最大的挑戰既不是來自上面也不是來自下面，而是來自內部，來自選民自身。事實証明，柏拉圖有關民主制度會令公民‘整日沉迷於愉悅時刻’的擔憂充滿了先見之明。民主制度下的政府業已形成了不把巨額的結構性赤字當回事兒的習慣。他們通過借債來滿足選民的短期需求，而忽略長期投資。法國和意大利已經30多年沒有實現收支平衡了。金融危機已經將這種債務民主制的不可持續性暴露無疑”。

　　三、中國道路越走越寬廣

　　中國走自己的路並迅速發展，令世界矚目。今天，西方有識之士反思自己制度問題時的參照系幾乎都是中國。2012年10月，西班牙前首相費利佩·岡薩雷斯訪華后在西班牙《國家報》上撰文說：“每一次訪問中國，無論時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勢的歷史現象都會令人感到驚訝：中國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崛起，而歐洲人在掙扎著不要沉沒”，“我們不知道如何阻止這一進程，更不用說逆轉了”。

　　如果說西方一直在全世界推銷“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那麼中國的成功恰恰是因為中國擺脫了這兩種迷思，大膽探索，走出了一條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成功之路，而且越走越寬廣。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核心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可以解決所有的經濟乃至社會問題。其實，“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危機在非西方世界早已暴露無疑：西方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非洲推行的“經濟結構調整”，結果以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告終，西方90年代在俄羅斯推行的“休克療法”也以失敗告終，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還是執迷不悟，最終把西方自己也拖入了今天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從過去數十年的實踐來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把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結合起來，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把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結合起來，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發展。這個模式雖然還在不斷完善之中，但已經帶來了中國的迅速崛起。福山也承認：“近30年來，中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快速發展體現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認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長”。“客觀事實証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

　　“民主原教旨主義”的核心觀念是唯有西方那種民主模式，特別是多黨制和普選制，才叫民主，一個國家成功與否都取決於它是否採用這種民主模式。但實踐証明，今天這個模式在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都陷入了極大的困境。在西方國家，這個模式最大的困境是無法“與時俱進”。在非西方國家，這個模式最大的困境是“水土不服”。

　　對於西方國家來說，唯有與時俱進，推動自己的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擺脫今天的困境和危機。但西方很多國家的民主，早已被各種高度組織和動員起來的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了，實質性改革無法啟動。2011年，在經歷了500多天沒有中央政府之后，比利時的一大批有識之士發表了一個《千人集團宣言》，指出：“除了民主，現在全世界的革新無處不在。如公司必須不斷創新，科學家必須不斷跨越學科藩籬，運動員必須不斷打破世界記錄，藝術家必須不斷推陳出新。但說到社會政治組織形式，我們顯然仍滿足於19世紀30年代的程序。我們為什麼必須死抱著兩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著的有機體，民主的形式並非固定不變的，應該隨著時代的需要而不斷成長。”

　　在非西方國家，採用西方民主模式幾乎都因“水土不服”而陷入失望或絕望。國家是一個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的有機體，西方民主模式最多只是改變了這個有機體的一些政治表象，另外兩個層面根本改變不了，特別是社會層面的變化非常之難、也非常之慢。“顏色革命”的失敗和“阿拉伯之冬”的出現都說明了這個問題。

　　與西方民主模式相比，中國民主建設的探索是成功的。西方模式把重點放在“形式”和“程序”上，好像隻要有了正確的“形式”和“程序”，一個國家就可以萬事大吉、一勞永逸了，結果是西方民主模式今天已經變成“教條”和“僵化”的代名詞。中國民主建設把重點放在“內容”和“結果”上，大膽探索適合自己的民主“形式”和“程序”，結果是道路越走越寬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鄧小平關於如何評估政治制度質量的論述。他認為關鍵看三項“內容”和“結果”：第一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

　　如果用這三個標准來評價這些經歷了“顏色革命”的國家和“阿拉伯之春”的國家，那麼這些國家的表現都屬於劣等。這些國家的政局動蕩了，人民分裂了，百姓的生活惡化了，因為生產力遭到了巨大破壞。如果拿這三條標准來評判西方國家，那麼它們多數還算穩定，雖然不如以前，而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國家還有老本可吃，有過去數百年財富積累（包括大量的不義之財）和制度建設的本錢，而后兩條，大部分國家也沒有達到。它們的人民不是更團結了，百姓生活改善的也不多，它們社會分裂的情況比過去嚴重了，它們的經濟也先后陷入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或經濟危機。

　　中國道路的探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中國民主制度的建構日趨成熟，從協商民主到“選拔+選舉”的選賢任能制度，從“新型民主集中制”的決策機制到各種現代網絡議政平台等，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有序接班、中國執政團隊的出色素質和能力，中國一個接一個五年規劃的順利制定和實施、中國絕大多數國民對前途的樂觀態度等，都展現了中國道路和制度建設的巨大成就。《經濟學人》文章引用了2013年的皮尤全球民意調查，非常心不情願地承認了中國模式的競爭力。這個民調顯示：85%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發展的方向“非常滿意”，而在美國這個比例為31%。

　　從長遠看，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整個世界都會更多地反思西方模式帶來的問題、亂象乃至災難，特別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的荒謬性。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和獨特的民情國情決定了中國自己的道路選擇，決定了中國未來的方向。在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上，中國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早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就曾預測：中國可能“有意識地、有節制地融合”中國與其它文明的長處，“其結果可能為人類文明提供一個全新的文化起點”。中國已經這樣一路走來，中國將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為整個人類文明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作者單位：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