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小組】總書記任財經小組組長是中共傳統

2014-06-18 22:16:00|來源：海外網|字號：

【學習小組按】

近日，習近平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的消息見諸報端。

有人認為，總書記兼任這一身份不合“循例”，由此還引申出諸多猜測。而事實上，由總書記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的慣例，江澤民、胡錦濤等都擔任過這一小組的組長。有媒體報道指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常為總理擔任，但這個傳言並不正確。

另外，不少分析認為：習近平擔任多個領導小組組長，是個人的擔當，也是時勢的要求。作為小組長，習近平就是改革第一責任人，榮辱成敗一肩挑。

近日，小組收到組員“薛溪祖”的一篇文章，他對中國的小組治國模式、習近平總書記的魄力和擔當進行了分析。今天推薦組員閱讀。

總書記當組長是中共傳統

6月，據媒體披露，習近平又多了一個小組長頭銜：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加上之前已經披露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軍委深化國防與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等，習近平理所當然成為中國最有實權的“小組長”。

在這麼多習近平擔綱的小組中，除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是嶄新成立的機構外，其他都延續了中國正常的政治安排（其中，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則由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進化而來）。有境外媒體指出，總書記兼任這一身份不合“循例”，由此還引申出諸多猜疑。

據查，外界關於財經小組組長通常由總理兼任的傳言並不正確，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財經小組組長一直由最高領導人親自擔任。而分析人士指出，所謂“慣性”的思維判斷也不合時宜，應與中國整個大的深化改革謀略結合后才能讀出其中味道。

資料顯示：現在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至少可以追溯到1979年成立的“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1980年，當時作為最高財經決策機構的國務院財經委改為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由國務院總理擔任。1987年，時任總理趙紫陽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未卸下財經小組組長職務，直至離任。1989年，江澤民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繼續擔任財經小組組長一職。事實上，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以后，官方媒體再未披露過關於財經小組組成人員的信息。有媒體報道指朱?基、溫家寶兩任總理先后擔任。但這個傳言並不正確。財經小組組長一直由最高領導人親自擔任，江澤民擔任財經小組組長直至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胡錦濤2002年接任總書記后同樣擔任財經小組組長。

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經濟發展一直是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首要任務。201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習近平就對全年的經濟工作進行了總結，這是其全面接掌經濟工作總結權和評判權的標志。作為中國的“一把手”來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理所應當。

在中國的政治序列中，領導小組是個獨特的議事協調機構。常常因某一個領域要改革攻關而臨時設立，有些變成常設。可以集中相關部委力量，由更高層的領導出任組長協調各部。相比按部就班、循規蹈矩的科層制，這些小組的決策更為靈活機動，效率也更高。但因為領導小組不在正常的黨政機關序列中，因此，多給人以神秘的印象。

其實，領導小組是非常常見的工作攻堅模式。早在革命時期，中共就有著名的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決策小組”。中共建國后，這類小組成為政治常態。有外國研究者認為，后現代社會是風險社會，政府將面臨不確定的公共行政環境，而應對不確定的有效手段就是彈性治理，其特點是小型化、靈活化、服務化、團隊化。這種臨時性組織，美國著名組織發展理論專家沃倫·本尼斯稱作“特組織”，美國現代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稱作“任務小組結構”，世界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稱作“專題工作班子”，在中國，它被稱為“領導小組”。

所以，中國的領導小組制是歷史經驗，也是國際慣例。在需要大力破除既得利益，深入推進改革的重要關口，習近平更加倚重領導小組的力量，也是歷史和現實邏輯的延續。

稍加分析，不難發現，習近平領銜的小組，是中國當下最急迫要改並且最難改的領域。財經改革、國家安全、網絡安全、軍隊改革等，無一不是急難險重。習近平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領銜多個改革小組，從某種程度來說，中國的改革真是到了生死關頭。正像習近平在上任不久考察改革開放前沿廣東時所表述的：“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期，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中國改革開放35年來，從經濟領域入手，逐步放開社會和政治活力，保持了社會穩定和發展。但同時，也積累了很多矛盾，在近些年正逐漸顯露出來。用中共的話來講，就是容易改的都改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改革進入深水區。

在這點上，總理李克強深有體會。

前不久，中國坊間傳聞李克強因為國務院系統的慵政懶政震怒地拍了桌子，指責底下各部門推諉塞責，“政令不出中南海”。作為中國經濟的大管家，李克強深知中國的經濟依然處在市場經濟的完善階段，必須捋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所以，李克強上任伊始，便大力推動“簡政放權”，但實施一年多以來，阻力重重。連國務院也在6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上間接承認“不少政策措施落實的力度不到位、效果不明顯”。從權力的牙縫中奪肉，談何容易？龐大的官僚機器在保証國家正常運行的同時，也在不斷因循守舊，消磨改革銳氣。

這就是習近平推進深改面臨的“嚴峻生態”。他所面對的敵人，是不適應時代的體制，是中國龐大管理者中的腐敗分子、懶惰分子，還有更難捉摸和根治的干部作風問題。他要不斷與這些事情作斗爭，同時還要團結起更多他的同事，一起努力向前。

比如之前多年未能突破的京津冀一體化發展，在習近平視察北京，召集三省一把手開會后，實現了突破性發展，京津冀一體化方案預計6月底出台。由此可見，在棘手的痼疾上，依靠總書記的政治影響力推動，是最有效的方式。

因此，習近平擔任多個領導小組組長，是個人的擔當，也是時勢的要求。作為小組長，習近平就是改革第一責任人，榮辱成敗一肩挑。

這個是中共政治迥異於其他國家的地方，中共長期執政地位，決定了這個政黨和他的總書記永遠是中國的第一責任人。不像多黨制執政的國家，上一任執政黨留下的爛攤子可以甩手給下一個政黨收拾，中共不行。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說：“任何一個政治制度，政治責任是最最重要的……沒人承擔責任的話，那你的政治制度就會出現很多問題。”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恰恰來源於老百姓的口碑，所謂的“民心”。

環顧歷史和世界，在任何一個政體中，領導人的素質往往是改革成功與否的決定性因素，最基本的就是要有擔當意識。領導人願意負責任的國家和民族，充滿希望﹔領導人之間，政黨之間互相“踢皮球”的國家和民族，往往精力內耗，錯失改革良機。對中共來說，烏克蘭、埃及、伊拉克等等國家的遭遇，可謂殷鑒不遠。

因此，習近平喜歡引用的中國古代典籍《詩經》的話來表述自己的治國心態：“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至於某些人對領導小組權力集中的質疑，其實也大可不必。

領導小組既然是小組，自然是集體決策，這期間就體現了民主。無非就是在最后拍板的時刻，要有個敢決斷、敢負責的小組長。習近平身為中共黨員，必然受到中共紀律的約束，身為小組長，也不可能凌駕於整個體制之上，他必須要尊重並充分聽取小組成員的意見。所以，領導小組的運作方式就是民主集中制，效率自然遠勝過七嘴八舌、為反對而反對的“扯皮民主”。

前不久，即將卸任的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對記者感慨說，如果阿富汗能再來一次機會，肯定會選擇中國模式。這是一個領導人對自己國家錯過的歷史機遇的惋惜，也是對中國成就的贊賞。

經過近兩年的黨內整風和大力反腐，以及在反恐、領土及外交上的一系列布局，習近平正在掌控局面，進一步顯出“智、信、仁、勇、嚴”的統帥風度。面對未來十年的戰略機遇期，相信中國的“習組長”也會自信地向世界宣布：中國准備好了！（文/薛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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