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日本正“脫?” 美國還能“管得住”嗎？

美國副總統拜登7月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通話時，再次重申美國支持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的立場，今年以來，美總統奧巴馬、國務卿克裡、國防部長哈格爾都在不同場合表示了相同立場。新加坡《聯合早報》15日刊文說，日本正像脫?的野馬一樣擺脫美國的束縛，美國是否還能“管住”日本？

文章摘編如下：

有認為稱，美國的綏靖沒有換來日本的乖順，日本拒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同朝鮮進行單獨談判，安倍晉三的助手們則在不同場合批評美國等等，還有的則認為美國被日本精心算計，日本正像脫?的野馬一樣擺脫美國的束縛，走向可怕的正常國家。中國方面的這些討論雖然表述各有重點，但核心問題是一樣的，即美國是否還能“管住”日本？

日美關系制度化建設的三重保險

上述問題的回答涉及到重大的戰略判斷以及政策選擇，需要盡可能排除感情因素。既然預測美國是否還能管住日本，那就意味著默認到目前為止美國很好地管住了日本，我們的邏輯起點也應當從分析美國迄今是如何管住日本開始。

與伊拉克，阿富汗相比，日本無疑是美國戰爭后國家重建最為成功的案例。戰后60多年來的日本和平發展的歷史與美國主導下的日美關系制度化緊密相連。為此，美國在日本國內精英的配合下通過建立三重保險來防止日本出現失控的可能。

第一個保險是和平憲法。這部憲法在法律上讓日本喪失戰爭權，在道義上法律的前文中將日本規定為一個“國際自由主義國家”，雖然日本人對這部不是日本人寫就的憲法有著民族主義本能的不滿，但這部憲法的確保証了日本戰后的和平和穩定，這種和平紅利進一步增強了日本和平主義國家新認同的形成，從而出現了一種外加式的管制變成內生自律式管制相疊加的情況。

第二個保險是日美安保條約。和平憲法剝奪了日本戰爭和擁有軍隊權利，但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對於安全的需求並不會消失。美國通過駐日美軍基地交換安保的方式對日本的安全作出承諾(特別是核保護傘)，不僅使得日本國內主張自主國防的聲音得到了抑制，而且讓那些主張中間道路的人有了堅持日美同盟和優先自主防衛路線的底氣。日美安保框架就如同是人的生命保險，日本的生存得到了保障。

作為日美同盟的副產品，日本犧牲了同中國建交的機會，這使得日本對缺乏中國的原料和市場提供的戰后恢復感到擔憂。為此，美國主導了日本與東南亞的關系發展，形成了美國，東南亞和日本之間的三角經濟關系。東南亞滿足日本原料供應，美國的市場則為日本的出口提供可靠的保障。

第三個保險是美國鼓勵日本在戰后加入美國主導的國際機制。美國在1950年代支持了日本加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和聯合國，1964年加入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作為日本接受美國霸權的回報，日本通過加入這些機制，並且在經濟恢復中，重新找到了代替在戰爭中失去政治大國的國家認同，日本成為了西方經濟大國之一，這彌補了日本因為失去政治大國以及在安全上受到美國保護的受損自尊，同時國民獲得的物質紅利進一步讓在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下，專注經濟發展的“吉田主義”成為了國家共識。

動態地調整日美關系

可以看出，戰后的日美關系與其說是美國管住了日本，倒不如說美國通過日美關系制度化建設讓日本的發展鑲嵌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之中，利益的回報反過來讓日本成為了一個忠實的利益攸關方，日本既沒有挑戰這個安排的能力也沒有這個必要。因而，很多專家稱管住日本的說法，本身事實上是對日美關系的復雜和深度的低估。

如果說上述三重保險建立在日本處於絕對弱勢的時代，那麼當70年代末期日本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后，如何“管理”一個強大的日本成為美國的新課題。

上個世紀8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展現了隨著日本經濟的抬頭，美國開始敲打日本，批評日本不公正貿易，經濟封閉，非貿易壁壘眾多的情景。但是，美國對應強大起來的日本的做法並不停留在敲打日本，更多的則是因勢利導讓日本自願地以新獲得的實力為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服務。在安全領域，197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開始向美國提供“溫馨預算”，目前超過了75%駐日美軍的費用由日本支付。

1981年，日本政府宣布將保衛1000海裡的海上通道，但在國內壓力下不再提及，隨后1983年中曾根康弘向美國保証如果發生危機，日本將會有效地封鎖三大海峽來阻止蘇聯，並且說日本是不沉的航空母艦。

當美國在經濟上打壓日本的時候，日本則感到了安全上可能被拋棄的不安，拉住美國的動力驅使日本向美國表示對於同盟的忠誠度和自我努力的決心。但是當中曾根康弘試圖修改憲法第9條，卻發現美國主導的“吉田主義”又是如此地深入人心。

冷戰結束后，雖然不能否認美國利用北朝鮮核威脅和中國崛起強化日美同盟的意圖，但是美國成功地讓日本人信服，繼續堅持日美同盟框架下更多地做出貢獻，對於日本來說成本低，收益大的觀點。1996年后，日美關系的發展基本上按照上述美國的邏輯得到了有序可控的發展。

中國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日本

如何在中國日益強大，而日本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地位不變的情況下，通過機制化建設讓中日雙方都真正感到利益攸關，建立新的相互認知和穩定的工作關系，這是對中國外交的洗禮。

雖然中國對於日本經濟非常重要，但是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的作用不可能是支配性的，在原料上不存在類似於二戰時期物資禁運的可能，日本巨大的國內市場和比較強大的購買力，讓經濟大幅度的下滑不大可能，這就要求中國在對日外交中特別重視公共外交。

日本的實力誠然比起上個世紀末處於下降趨勢，但作為人口較多的世界級發達經濟體，技術創新能力強以及中國的重要鄰國的地位不會改變。作為一個自信的中國來說，重點不在於擔心美國能不能夠管得住日本，而要考慮如何才能同美國一道通過機制化建設，把日本的力量引導到積極的方向上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日本堅持日美同盟客觀上表明其沒有改變“吉田主義”的老路，相反如果日本不再強調日美同盟，中國就有必要真正擔心。(張雲)

(責編：於川、李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