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菊和江丙坤誰才構成殺人罪？

　　台灣《聯合報》17日發表社論，向社會大眾提問：陳菊在高雄氣爆案是否構成殺人罪？文章摘錄如下：

　　在高雄氣爆事件中，陳菊是否應為慘重的死傷受到殺人罪的追訴？如果覺得這個問題有點唐突、甚至荒謬的話，表示你認為“殺人罪”應持比較嚴謹的定義，對行政首長職權的界線也有一定保留，認為在行政事務上應該講究分層負責，不能無限上綱。

　　事實上，這個問題一點也不荒謬，也毫不唐突。我們之所以提出這項疑問，主要是要藉此來凸顯另一事件的荒謬。試想，在一樁造成卅死、三百余傷的慘重公共安全事件中，對理當負責的陳菊，如果要依殺人罪將她起訴，都嫌過當﹔那麼，“行政院長”江宜樺隻不過下令驅離佔領“行政院”的群眾，卻遭台北地院列為“殺人罪”被告並遭到傳喚訊問，那會是個適當的罪名嗎？

　　讓我們比較一下這兩個事件的性質和異同。氣爆災難是嚴重的公安意外，高雄市政府平日對地下管線疏於管理及掌控，在處理氣體外泄事故時缺乏專業判斷，既未迅速控制災情，又未及時疏散居民、管制交通，以致打火弟兄及無辜市民慘遭冤死，都有行政疏失之責。陳菊僅讓四名局長以上人員辭職扛下責任，其實她自己的政治責任和道義責任也不輕，連綠營內部都有人覺得她應該下台負起責任。

　　相對的，三月的反服貿佔領“行政院”行動，“閣揆”下令排除佔領，是維持社會秩序及政府正常運作之必要作為。在過程中，因警方與民眾的拉扯推擠造成一百多人受傷，其中六十多人為警察﹔其間，查出有六名警員動用警棍打人，那畢竟只是少數，並非首長下令警員打人。這場排除民眾佔領官署的維安行動，在明知無人身受重大傷害的情況下，綠營律師卻惡意利用訴訟戰略，向江丙坤及相關警政分局長提出“殺人罪”之訴﹔而法院亦不分青紅皂白，迅即將“閣揆”等人傳喚到庭，創下司法干擾行政權的惡例。

　　兩相對照，高雄市政府因“不作為”導致民眾重大傷亡，卻完全不受殺人罪之訴﹔相形之下，“行政院”依法行政“積極作為”維護秩序，卻僅因現場嚴重推擠有人輕傷即被控殺人。怠忽職務不作為者無罪，依法作為之官員反而殺人罪纏身﹔兩者間的價值錯亂、責任及后果之背道而馳，完全失去了法理及比例，豈不令人瞠目結舌？

　　事實上，在“行政院”的驅離行動中，若特定警員執行公權力時心存打人之惡意，以顯不相稱的粗暴手段對待民眾，從警民雙方的搜証錄影，不難比對出這些施暴者的身影，並追訴其行政或刑事責任。然而，綠營律師舍此不為，卻刻意渲染、惡意上綱，將責任上綱為“行政院長殺人”﹔此舉，分明是利用司法來絞殺行政的操作。然而，地院法官竟也配合行事，承審法官林呈樵僅為試署法官，卻不顧“殺人罪”依刑事訴訟法應該召開“合議庭”的規定，不顧類似案件實務上“不傳訊顯然無關者”之慣例，一意孤行隻手傳喚“閣揆”及警政首長到案訊問，這是個人英雄主義作風作祟，還是政治立場所致？更令人錯愕的是，江丙坤對這樣的安排竟不公開說明或駁斥，反稱“尊重司法”謙卑站上被告席﹔這不僅是自甘受辱，也貶抑了行政公權力的尊嚴。

　　高雄氣爆事件發生后，有一名律師洪條根具狀到高雄地檢署提告，控告陳菊廢弛職務釀成災害，涉及“瀆職罪”。洪根條的政治立場，我們並不清楚，但他自稱是以個人名義對陳菊提告﹔而在驅離佔領案中，以顧立雄為首的律師團則明顯親綠，其實也是律師團主動搜尋受傷民眾並假藉其名義向法院提起“自訴”。前者告陳菊“瀆職”，至少是在法理皆可理解的范圍﹔而后者告江丙坤“殺人未遂”，則分明是欲加之罪，企圖利用司法程序來詆毀馬當局形象，並藉此羈絆行政部門的作為﹔可悲的是，執政黨竟毫不抵抗，還溫文恭敬地領受對方的唾沫。

　　本報日前社論曾形容，目前台灣民主政治的失敗方程式，是“刻薄”的在野黨與“怯懦”的執政黨的對陣：一方冷酷?殺、嗜血無饜，一方庸懦畏怯，步步退讓，這又是一典型案例。尤其，近兩年，在野黨屢屢濫用司法戰術來干擾執政黨的作為，且不斷得逞，已弄到司法界線與“憲政”權責紊亂的地步，這是更讓人憂心之處。

　　面對輿論指責，陳菊傲然以對﹔而江丙坤面對“殺人罪”之訴，卻無力為公權力辯護。這樣的朝野競爭，談什麼理性？有什麼衡稱原則？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