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15 06:44:00|來源:海外網|字號:
清代學者魏禧曾經說過:“事后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后論人,每將智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這也是中國的政治觀察者的通病。
比如評判歷史人物,我們往往喜歡高談闊論,滿眼只是對方的毛病和失誤,“將智人說得極愚”,這是事后諸葛亮的水平。又比如看當今反腐,我等局外人感受到的只是老虎蒼蠅紛紛落馬的視覺快感,卻難以體會當事者將生死毀譽置之度外的那份決絕。
新一屆中央執政以來,諸多新政的確令人耳目一新,也成效頗顯。前不久,有媒體盤點了習近平上任以來的三大建樹,一時廣為流傳,也從側面反映了民心所向。
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中國的巨大成就因改革獲得,種種矛盾也因改革生成,也必須在不斷改革中破解難題。這一年多的反腐、改革,成效顯著,但萬裡長征剛開始起步,切不可自鳴得意、固步自封。
首先是反腐問題。
“今日看他起高樓,明天看他樓塌了”,十八大以后,中紀委的反腐節奏之快,效率之高,創了記錄。僅2014年上半年,就有16個省部級以上高官落網,包括副國級的徐才厚和蘇榮,以及正國級的周永康。可以想見,擒到了最大的老虎祭旗,對整個官場的震懾力是極其巨大的。之前,還有不少官員以為中央的八項規定、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可能又流於新的形式主義,但幾場反腐硬仗打下來,怕已經沒人敢懷疑中央的治腐決心。
在強力反腐的震懾下,官員的確收斂了很多。同時,高檔酒水降價了,高檔餐館搞外賣了,這些之前被公款消費吹大的畸形消費正逐步恢復理性。可以說,第一階段的高壓反腐,達到了“不敢腐”的初步效果。
雖然,有外界指責這次反腐有運動化的嫌疑,但王岐山並不諱言,稱反腐就是要先治標,后治本。反腐的確需要靠制度,但再好、再完備的制度,都需要人去執行。如果整個官場風氣敗壞,潛規則盛行,制度隻會成為擺設。“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國官場上下層對“貓鼠游戲”早已熟稔。這些年,我們對腐敗問題下的文件、立的法規不在少數,但依然難以制止腐敗蔓延。原因還是出在“人”身上。
所以,通過反腐,強力整肅官場秩序,營造更加清明的政治生態,是為下一步的反腐敗和預防腐敗制度建設鋪路。這個從治標到治本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孔老夫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千年前的治理格言,洞察人性。用一種高壓反腐,短時期能造成震懾,但這些官員真的服氣嗎?真的打心眼裡為自己的腐敗行為感到恥辱嗎?反腐隻要一鬆勁,極易導致腐敗反彈,甚至加倍反彈。孔夫子開出的藥方式“德”和“禮”,中央開出的方子則是“制度”,要讓官員“不能腐”。
如何為權力扎牢籠子?這個是習近平下一階段面臨的一大挑戰。
其次是改革問題。
說到底,反腐只是手段,改革才是最終的目的。要改革,首先要整肅隊伍,把隊伍中的腐敗分子清除出去。就像行軍打仗一樣,任何一個將領治軍,首先要強調紀律,要“殺伐立威”,沒幾下殺威棒下去,難以讓渙散的隊伍重新振作精神。
兩年多的反腐,官場風氣為之肅然,但毋庸諱言,很多官員也因為害怕犯錯,畏葸不前,萌生做“太平官”的思想。不腐敗了,也不干事了。改革者在上頭累死累活,底下就是推不動。就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所有改革的勁兒都化為無形。
所以,治貪的同時,還有個治庸問題。如何激發廣大干部干事創業的激情,異常緊迫。
習近平上任不到一個月,就去了改革開放前沿——廣東,並向“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雕塑致敬。這對外釋放的信號已經非常明顯:改革,依然是本屆中央的頭等大事。
但深入推進改革,談何容易?三十年間積累的矛盾又豈在少數?如何縮小貧富差距,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紅利?如何擺脫粗放型經濟,走上科學發展道路?如何擺正政府和市場關系,讓社會更加充滿活力?尤其迫切的是,如何解決因三十年不合理的權力與市場關系,孽生的龐大的利益集團。這個是改革最大的攔路虎。
所以要通過反腐打擊利益集團,為改革清除路障。要通過簡政放權,將不合理的權力消減掉,把更多的主動權讓給基層政府,讓給市場和企業。但這也並不容易。總理李克強前段時間就爆出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拍了桌子,為“政令不出中南海”而震怒。可見,要想從老虎嘴裡拔牙,讓拿慣了印把子的權力鬆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這就是現在改革面臨的嚴峻現狀。改革不是請客吃飯,這個硬骨頭,可不好啃。
最后是安全問題。
國家安全是所有改革最基本的保証。我們在改革開放三十年間,遇到了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在三十年的和平時期,抓住了發展機會。從國際現實看,再有十年甚至更長的和平發展,也是可期的。
但這並不說明現在天下太平。
有人把中國現在面臨的戰略難題比擬成清末的同光時期。這個並不確切,清末的同光中興,歷史証明只是清王朝的回光返照。中國現在正在處於上升期,這是毋容置疑的。至於同時面臨東西方向的戰略挑戰,這是清末以來的戰略常態。
東邊自然不用說,主要的威脅來自海上。隨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推進,日本、菲律賓等國自願當美國的馬前卒,利用釣魚島問題和南海問題不斷挑事,對中國的和平發展造成干擾。
而西邊的威脅,主要來自中亞的恐怖主義勢力。隨著中國西部的對外開放,盤踞在中亞的宗教極端思想也開始滲透,鼓動西部的穆斯林群眾採取極端的方式解決經濟社會矛盾。這個背后有很復雜的歷史文化原因,也有不少西方勢力參與其中,煽風點火。
東西受敵,重復了清末以來海防和疆防的戰略難題。中國現在東西方向的戰略壓力越來越大,也同樣面臨著戰略抉擇的問題。
從現實看,穩定西部,經略東南,是正確的戰略選擇。習近平也是這樣做的。西部依然要保持穩定,對恐怖主義形成高壓態勢,以保証西部發展和中國向西直達歐洲的戰略通道安全。從近兩年的現實看,中國處理東南海問題,比之前更主動積極。
比如,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海空常態化巡視釣魚島、對菲坐灘廢艦實施隔離限制、981鑽井平台南海鑽探油氣資源等,這些措施為中國贏得了戰略主動。
但習近平依然處在一個非常微妙的狀況當中。他一方面要讓民眾看到新一屆中央維護國家利益的堅定決心,同時,又要避免擦槍走火,事態惡化,影響國內的和平發展大局。
這個戰略拿捏,也是對習近平戰略平衡術的巨大考驗。(文/獨孤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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