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不可避免走入死胡同

近期，日本内阁府发表了4-6月的GDP统计数据，当季GDP增长率由1-3月的正值6.1%陡降至负值6.8%，安倍经济学的“数字景气”发生重大波折。表面上反映的是消费税率调整前后短期经济运行反向波动，而深层则暴露了安倍政策的结构性矛盾。

2012年12月安倍上台，打出金融、财政与改革组合型经济政策，并贴上“安倍经济学”标签。从政策理论上看，“安倍经济学”可谓完美的政策组合，定能推进日本经济快速复苏，进而增添日本政治影响力，实现“安倍政治学”效果。在财政上，安倍力推补充预算，扩大公共项目投资，刺激总需求，启动经济复苏。在改革上，安倍又推出“经济增长战略”，推进日本改革，意图促进日本经济模式升级，也会让市场形成良好预期，吸引内外投资。

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安倍经济学”被海内外炒得火热，也为“安倍政治学”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内外效果。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倍经济学”不断暴露了内在矛盾，表现出不适应性，致使日本经济呈现少见的剧烈波动。理论上看，经济政策有两种效果，一是在危机后，或经济低迷期，扩张需求，刺激经济复苏；二是在经济走向常态期，确保经济稳定可持续，避免剧烈波动，减少政策性破坏。显然，“安倍经济学”在刺激短期复苏上，起到了“引水效果”，但在维护经济稳定运行上，则日渐表现出破坏效果，这既折射了政策矛盾，更暴露“安倍经济学”长期战略缺陷。

首先，金融与财政组合政策开始相互踩脚。央行的金融政策标榜“质与量”的宽松（QQE），即通过大量回购长期国债的方式确保基础货币稳定足量供应，追求2%的通胀目标，以摆脱通货紧缩局面。为此，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健全财政政策，维护国债价值稳定。但安倍政府仍在扩张财政，政府债务占GDP比已超过250%，央行被逼近悬崖。尤其是，面对美联储“减量经营”，日本央行面临“退出竞争”。如果没有美联储“跑得快”，将意味着被置于“掩护美国撤退”的预备队位置，其风险不可预估。而提前于美国退出，则意味着抛售国债，进一步打击日本财政，引发日本国家风险。

其次，安倍改革遭遇国内政治、社会乃至历史惯性限制，至今难以真实展开。例如关于农业改革，土地流转原本是改革目标，但鉴于日本农村社会、农民选票的影响力，安倍的农业改革仅限于农村组织的“农协改革”，无法触及土地改革，提高农业生产率落空。而作为安倍改革象征的“国家战略特区”事实上也无法摆平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历史惯性的阻碍。特别是引进外国人才、劳动和资本的政策无处落实。关于企业法人税减税，则遭遇自民党本身的制约，如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提出，法人减税必须以企业治理改革为前提，反而演变为政府强压企业的改革。

第三，日本人口、社会、财政以及能源结构弊病相互纠缠，演变为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矛盾，阻碍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例如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绝对减少，导致劳动力不足，创新钝化，生产率难以根本提升。当“安倍经济学”刚刚刺激社会需求上升时，日本经济旋即表现出“人手不足”，以至于演变为“供给不足”。日本经济陷入两难甚至多难境地。而当央行政策刺激物价上涨的同时，日本实质工资上涨率则出现负值的3.6%，这意味着未来需求将严重退化。

显然问题的所在，是安倍虽率领企业代表团绕着地球兜了大半圈，这意味着他深深晓得政治与经济无法分离的道理，但始终找不到进入中国大门的理由，以至于眼睁睁看着美欧等各国企业随着首脑外交拿走中国订单。日本企业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而安倍却执意要在中国实验“政经分离论”。“安倍经济学”无法不走入死胡同。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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