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之問”導出的中國學命題

北大燕京學堂的風波似乎正在淡去。但這次爭論暴露出來的種種矛盾，尤其一些更為要害的問題可能也將就此被輿論所遮蔽。8月6日上午，北京高校的一些人文學者相約聚會研討了一些燕京學堂之外的問題，而大學文科、特別是北京大學人文學科今后的發展、所面臨的困境，是大家關注的中心。北大教授錢理群與會發言表示，需要對“中國學”的概念進行根本性的質疑和討論。（8月16日《新京報》）

按學者余英時的說法，“國學”基本是日本的名詞，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就有了，最初就是要恢復日本的國粹。這個“國學”說法后來就傳到中國來了。后來章太炎提出，這些東西有所夸大，所以改用“國故”。胡適提出“整理國故”，應該也是這個思路。

如今，北大打出了“中國學”的招牌，把中國研究的方方面面匯攏起來，作為一個交叉學科和前沿學科，自然比當年清華辦“國學研究院”有了更為宏大的學術視野，而“中國學”的提法也比從日本人那裡“舶來”的“國學”提法更有中國特色、更加精確。

但“中國學”既然是站在從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陳寅恪、錢穆等等學術前輩的肩膀上，如何讓學術的歸學術、讓政治的歸政治，就是北大燕京學社乃至整個中國學術界都需要面對的問題。我想這也就是錢理群教授對北大燕京學社“中國學”項目有所顧慮的原因之所在。錢理群教授進而向我們發問：“什麼是大學，大學是干什麼的？”

幾年前，已故學術大師錢學森曾經發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這就是廣為人知的“錢學森之問”﹔如今，著名魯迅研究權威、北大教授錢理群又引導我們思考“什麼是大學，大學是干什麼的？”，我們姑且說這是“錢理群之問”。

無論是“錢學森之問”，還是“錢理群之問”，其實都在拷問我們的大學之道，讓我們不能不思考大學教育的成敗得失。尤其是像“中國學”這樣的前沿學科，更需要厘清“內聖”與“外王”，讓學術的歸學術，讓政治的歸政治，最終讓我們不但能收獲一批“中國通”，更要造就出一批學術大師來。

文/汪憂草

(責編：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