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鐵三角”是公權力異化開出的惡之花

一個城中村改造工程，“絆倒”廣州市副市長曹鑒燎，端掉整個村干部班子，牽扯一批開發商。冼村，廣州最繁華城區的城中村。伴隨舊城改造、地價飛升，演繹出一幕現實版的“《竊聽風雲3》”：宗族大佬把控村務、地產集團低價拿地、政界高官權力庇護、大謀私利矛盾不斷……今年7月，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冼村7名班子成員涉嫌貪污受賄案，“腐敗鐵三角”隨之浮出水面。（南方都市報，8月18）

高官提供庇護、村官把持村務、地產商低價拿地，三者可謂“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這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對（村集體）公共利益的貪婪攫取。由政府官員、“村官”和地產商打造的“鐵三角”，可謂當下舊城改造的諸多亂象之一。在這個“腐敗鐵三角”中，我們可以看到村民自治制度的畸變、官員對公權力的玩弄、無良地產商獲取私人利益的不擇手段。在公共權力與個人私利的齷齪交易中，本該服務於公共利益的權力被異化為個人牟利的工具，某種程度上甚至充當了侵漁村民合法權益的幫凶。

不得不承認，在當下的公共治理序列中，鄉村治理有其自身特點。作為一項特色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伴隨時代變遷也逐漸沾染了一絲異樣色彩。鄉村自治主導權被宗族或黑惡勢力把持的情形，廣州冼村顯然並非個例。在鄉村治理中，“能人治村”雖是個不錯的探索，但這種治理模式顯然不能隻寄望於“能人”的道德自律。當鄉村治理中的村民民主監督流於形式、上級的監督指導又過於疲軟時，這種“能人治村”很容易淪為“一言堂”而架空民主，對鄉村自治的成色造成損毀。當鄉村治理的主導者被宗族或黑惡勢力所滲透甚至“合體”時，鄉村治理的含金量無疑已大打折扣。

鄉村自治的體制環境並非絕緣。在城鎮化大潮的裹挾下，擁有豐富土地資源的鄉村成為開發者眼裡的香餑餑，單是舊村改造就包含令人眼熱的“紅利”。當村民自治中的村務公開成為一紙具文，當村民被以各種借口排除在公共參與和民主監督之外，當鄉村治理“紅利”的分割羼雜了政界官員的特殊關照，村官、地產商與政界高官三者之間“心到神知”，公權力的介入加上豐厚的利益誘惑，讓本來就先天發育不良的鄉村治理，更容易淪為非法牟利的工具。無論是政界高官手裡的公共權力，還是“村官”手裡的准公共權力，此時都異化為謀取私人利益的工具。這就意味著，村集體的公共利益正成為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

究其原因，宗族或黑惡勢力把持下的鄉村治理“暗箱操作”給權力尋租與利益勾兌以特殊機會﹔政界高官挾公權力之威的強力介入，壓縮鄉村治理空間邊界、侵蝕村民自治獨立性的同時，對於其間的豐厚利益難免覬覦﹔當變異的鄉村治理和扭曲的公權力，遇上居心叵測的地產開發商，三者的“共同利益”就找到了契合點，而權力制約監督的疲軟則為之提供了為所欲為的可能。這或許就是冼村舊村改造形成“腐敗鐵三角”的原因吧。鄉村治理事務保持足夠的公開和獨立，村民民主監督保持應有的廣度和深度，對權力的制約機制勿要流於形式，這些都是破解權力上下勾結、官商利益勾兌的藥方。從打通城鄉二元化梗阻來講，保障村民在舊村改造中的主體性地位，確保村民在城鎮化進程中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更是刻不容緩的問題。（凌國華）

(責編：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