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港反對派東施效顰，難掩道德危機

楊光斌

香港“佔中”運動轟動一時。這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以錯誤的方式進行的一場運動，說到底是因為其內心深處的國家認同危機而誘發的道德危機，以要民主的道德高地來掩飾其道德危機。

錯誤的時間。政治運動往往有傳染性，從台北所謂的“太陽花運動”到香港“佔領中環”，都不過是模仿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不僅如此，被一些西方人稱為“顏色革命”的“佔中”，還是發生在從中亞到北非再到中東“阿拉伯之春”的遺曲。正因如此，這完全是一個錯誤的時間。“阿拉伯之春”早已把相關國家變成了爛攤子。那些歷經第三波民主轉型的國家，選舉民主即事實上的“黨爭”既沒有帶來期望中的平等，更沒有預期的繁榮，而是更大的經濟不平等甚至是政治衰敗。在第三波民主已經回潮，“顏色革命”帶來災難之際，香港反對派非要逆流而上。

錯誤的地點。反對派學美國人搞政治運動，真是東施效顰，結果必然是南橘北枳。美國人“佔領華爾街”，其實是在紐約中心公園，既不擾民，也不耽誤經濟命脈華爾街的正常運營。反對派倒好，一行動就“佔領”香港的經濟中心，企圖癱瘓香港的經濟命脈。香港是彈丸之地，癱瘓幾條街就會給全城帶來極大的不方便，何況香港歷來是商業城市。

錯誤的方式。“佔領華爾街”其實也就是一群憤懣的美國人搭起帳篷在中心公園自娛自樂。香港倒好，拿人家的娛樂工具當革命的手段，這與其說是民主運動，不如說是革命運動。民主是通過抗爭或商談而妥協，革命則是以不妥協的激烈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此的方式所要達到的訴求合情乎？合理乎？合法乎？以革命的方式對抗香港多數人的意志、尤其是對抗中央政府，怎麼可能有百分之一成功的可能性？

道德危機。反對派所以要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和以錯誤的方式搞革命，是其深層的心理危機所致。香港回歸后當其經濟上依然對內地居優勢地位的時候，還能享受著“優等公民”的感覺。但是，中國的崛起和內地人的富足讓很多香港人覺得自己的地位沒有那麼重要了。這種失落感勾起了他們往昔作為“西方人”的回憶。非殖民化后一些港人在國家認同上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是誰，公開認英國為祖宗實在說不過去，干脆把自己定位為“國際標准”下的世界公民。但是，世界上偏偏沒有法定的世界公民共同體。失落感和認同危機產生了公共道德危機。正是為了掩飾這種道德危機，轉而將香港所有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轉換為政治議題，進而轉化為選舉問題，在政治議題上利用居道德高地的民主話語來安慰自己。

歷經幾十年的世界性政治轉型，人們不再把以“黨爭”為核心的西式民主奉為聖經了。見多識廣的中國人在民主觀上也漸漸成熟起來，並不認為有了黨爭民主就是福。不但內地民眾反感香港反對派所為，大多數海外華人也義憤填膺了。即使是特殊的政治安排，畢竟前提是“一國”，一國之內隻能有一部憲法。在一部憲法的范圍內，沒有人是特殊的，任何人都沒有所謂的“治外法權”。

香港反對派要明白“物極必反”的道理。《反分裂國家法》不是隻針對“台獨”勢力。即使是“一國兩制”，也不允許在香港搞危害國家的非法活動而不受制裁。▲(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