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使學術“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中”

　　吳文藻和費孝通有一個精辟論斷：中國社會學一定是“‘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中’的社會學”。陸學藝典范式地實踐了這一條學術路線。陸學藝的學問散發著中國的泥土芳香，是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真學問。他之所以能夠取得世所公認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因為他堅持了“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中”的學術路線。

　　所謂“學術路線”，是指學術研究和學術發展所秉持的根本取向、基本原則、價值追求，以及據此所作的路徑選擇。所謂“中國土壤”，不僅指與“三農”研究有關的狹義“土壤”，而且指廣義的“中國實際”，但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聯系實際”，而是扎根於中國實際。

　　西方社會學對中國學術來說是所謂“舶來品”。在中國怎樣發展這個學科，解決中西問題就具有首要意義。吳文藻、費孝通等在20世紀30年代倡導“社會學中國化”，在當時是反潮流的，但他們矢志不移。改革開放以后，費孝通主持恢復和重建社會學，不斷語重心長地強調要堅持“社會學中國化”這個根本方向。陸學藝自20世紀80年代進入社會學界以來，始終堅持這條學術路線，身體力行，並不斷充實和發展。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就是這條“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中”的學術路線，我們應當格外珍惜和繼承。

　　第一，“中國土壤”對於形成中國社會學有獨特價值。他在文集“自序”中說：“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正遇上我們偉大祖國經濟社會發生歷史性變遷的時期……這些轉變發生在擁有10多億人口的大國之中，其規模之宏大，形式之多樣，波瀾壯闊，錯綜復雜，這是難逢的歷史機遇。不僅我國的前代學人沒有遇到過，就是歐美工業化國家的學者也沒有遇到過，他們隻經歷了工業化過程中的某個階段，而我們這一代人卻經歷了我們國家工業化的前期、初期，直到現在中期階段的整個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不是西方歷史過程的重復。中國如此豐富寶貴的經驗事實，並不是隻配充當檢驗西方概念、西方命題的案例和素材。從“中國土壤”中，必定能夠生長出不亞於西方的、能夠回答中國問題的中國社會學，能夠崛起對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作出中國式回答的中國學術，甚至能夠形成在某些方面回答已有西方理論回答不了的中國理論。

　　第二，做學問就要遵循“實踐第一”原則。他對調查研究達到了著迷的程度，善於抓住每一次了解實際經驗的機會。即使到了晚年，仍樂此不疲。例如，2012年他已79歲，本來是到銀川參加社會學年會，但偶然聽說某地農民搬遷搞得好，當即要求去看看。他一生最津津樂道的就是他創辦的那些調查基地：北京市大興區（蘆城）和延慶縣、山東省陵縣、江蘇省太倉市、福建省晉江市等等，每一個基地都如同他的掌上明珠，格外珍愛，精心呵護。

　　第三，從來不把自己對西方理論的了解拿來炫耀，從來不把西方的概念、理論用作可以貼到中國經驗上的“標簽”。這種極其審慎的態度，一方面表現了他對中國經驗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現了他對西方理論的尊重。能夠用中國習慣語言表達的，他從不搬弄西方生僻的概念﹔能夠用通俗語言表達的，他從不賣弄艱澀的語言。他經常強調，要珍重中國語言，說中國人懂得的話。

　　他的學術成果，具有濃重的中國特色，立足於中國實際，為了解決中國問題，不空談，不做作，不照搬洋教條，不擺花架子，合情（國情）、合理（學理）、合用（現實需要）。

　　第四，善於抓住中國問題的特質，緊扣中國發展的關鍵。他一生緊緊抓住“三農”問題不放，盯住城鄉二元結構體制這個要害，從而能夠深刻認識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與歐美、日本的根本區別。寫文章、出主意都能敲到點子上，鞭辟入裡，不荒腔走板。

　　費老倡導的、陸學藝做出典范的這條學術路線，其目標追求的是“中國社會學”，是“中國化”的社會學，是直面中國問題，運用適合中國的概念，得出對中國有用的結論，提出符合中國實際的方案，促進中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富民學”“強國學”。這才是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才是可能給世界社會學增添新內容、帶來新氣象的學問。

　　“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中”的學術路線，費老終其一生矢志不渝，堅持下來了﹔陸學藝終其一生堅持下來並充實發展。我們是延續、發揚，還是改變、拋棄？到底怎麼看“中國社會學”的本質和特點？如何做一個正在走向偉大復興的中國的社會學學者？我們拿什麼樣的成果回報人民、展示世人……這些問題，就是學術路線的目標指向問題，是我們在紀念陸學藝時應該深思的。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