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寶珍：娛樂化戲劇別因速生而速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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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新求快的願望越強，草率推出的急就章就越多，娛樂化戲劇雖然一度流行，但由於文化積澱的匱乏，加之流行的多變性，它常常是短命的

　　美國學者波茲曼在其著作《娛樂至死》中表達了一種憂慮：毀掉我們的不是我們所憎恨的東西，而恰恰是我們所熱愛的東西。

　　中國戲劇這些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隨著后現代文化思潮泛濫，戲劇的庄嚴感和嚴肅性被當成傳統的羈絆，在商業化大潮中被懷疑、稀釋，娛樂化戲劇則像可樂、炸雞式的快餐一樣流行開來。個人欲念的赤裸呈現、消費上的感官刺激、享樂主義的文化心理，在給予觀眾膚淺的官能快感的同時，也弱化了戲劇關注現實、反思人性的深度，甚至讓一部分戲劇疏離了公共價值、美學旨趣和社會道義。

　　戲劇具有娛樂功能，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改革開放之初，戲劇觀念和藝術進步的標志之一，就是滌除“文革”時期的不良影響，讓藝術作為人類精神灌注其中的產物，重回藝術本體。從大批判時代的金剛怒目到21世紀的笑逐顏開，不能不說是當今中國文化進步的一個標志。

　　然而，戲劇的娛樂功能與娛樂化戲劇，不可混為一談。前者是戲劇的多種美學功能之一，后者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式的偏執﹔前者遵循藝術規律，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傳達藝術價值和美感經驗，后者則在否定傳統、無視標准的前提下，將戲劇當成了消遣、玩樂的工具。娛樂化戲劇也不同於傳統喜劇，傳統喜劇以狂歡與嬉戲精神作反抗，以引人發笑的方式實現對現實弊端和人性缺憾的諷刺與批評。小丑的假面背后常有悲情淚影，因此，柏格森認為笑的余味是苦澀的。娛樂化戲劇則以嬉戲和搞笑為目的，將有價值、無價值的東西一股腦兒貶低，將洗澡水與孩子一同潑出去，讓觀眾在一種扑面而來的荒誕感中，以莫名其妙的笑聲做出直觀反應，然而笑過之后，卻沒有多少思想共鳴和審美認同，反而對現實人生產生無力感和空虛感。

　　自今年年初，原本熱熱鬧鬧的減壓喜劇、爆笑喜劇遇到了瓶頸，以前火爆的劇場人氣難以為繼。這既是因為喜劇的創作、演出絕非易事，也是因為一些劇團總是重復既有的創作模式，簡單摘編網絡段子，反復戲仿流行的娛樂現象，頻繁使用夸張的肢體語言和地域方言，觀眾對此失去新鮮感，甚至產生厭倦感。旨在爭取最多數觀眾的娛樂化戲劇，因為同質化、低水平的自我重復，正在失去觀眾。

　　娛樂化戲劇以追求商業利益為目的，它並非不關注現實人生，但只是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的趣味表層，以吸引眼球、追求票房為前提，社會流行什麼，觀眾想看什麼，市場需要什麼，戲劇就制造什麼，“包子、饅頭、熱乎餅，想吃麻花現給你擰”：白領成為話題，就產出白領戲劇﹔《武林外傳》時髦，就制造同名話劇﹔“80后”開始懷舊，《李雷與韓梅梅》顯形﹔“剩女”引人關注，《錢多多嫁人記》問世……正所謂“娛樂戲劇是個筐，什麼都可以往裡裝”。市場運行的速度越快，求新求快的願望越強，草率推出的急就章就越多。娛樂化戲劇是流行的，但由於文化積澱的匱乏，加之流行的多變性，它又常常是短命的。一方面是花樣翻新，另一方面是速生速朽，成為娛樂化戲劇的自反性宿命。

　　在劇作《海鷗》中，契訶夫指出，隻有嚴肅的戲劇，才是美的戲劇。而娛樂化戲劇顯然是拒絕嚴肅的。它披著現代性外衣，打著流行化旗幟，以對嚴肅問題“事不關己，高高挂起”的態度，以自我調侃和自我矮化的游戲方式，在碎片化、無厘頭、無主題惡搞、無底線調笑中，實現犬儒主義的得過且過的精神勝利。娛樂化戲劇以強調劇場性為前提，拒絕文本，輕視內涵，無意對社會人生進行深刻的反思和闡釋，戲劇的意識形態色彩被商品屬性遮蔽，思想性和藝術性被選擇性遺忘，至於文化積累和價值增長根本談不上。發展至今的人類史表明，文化價值和終極關懷不可或缺，藝術對其不能視而不見。娛樂化戲劇顯然漠視了自身的文化價值。

　　具有娛樂屬性的戲劇不是不需要，而是不可過度，不能泛化。娛樂化戲劇看起來很時髦，很輕鬆，很愜意，宛如生產線上出產的快餐食品，經商業策劃包裝上市，吃起來有味，能夠快速滿足消費欲，甚至會讓人產生依賴心理，但是，長此以往，則會造成人體的營養失衡，對健康有害無利。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