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法治應是政府與市場的平衡器

　　在政府與市場兩者作用不可偏廢的情況下，更需法治之腦去控制政府與市場之手，彌補它們的失靈現象。

　　中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麼，許多學者都進行過解釋，其中有人看到了更加深刻的原因，即經濟增長背后的真正力量是法律。正如經濟學家科斯的觀點，保護產權和保護合約，是經濟發展，經濟增長的前提。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意味著我們要更好解決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失靈的現象。

　　在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階段，政府扮演重要角色。比如，國防、公路等公共物品的提供、環境污染等外部性的存在、內幕消息等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使得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需要政府出面進行調控。然而，政府行為也存在著短視、隨意、缺乏約束的現象，誘發官員貪腐、政績觀扭曲等問題，使政府無法“更好地”彌補市場配置的不足。因此，當下面臨的改革重點與難點，在於如何利用精細化、集約化的法治來約束政府行為，彌補“政府失靈”。

　　解決“失靈”問題，政府除了要合理實施經濟宏觀調控，保証重大改革措施、政策措施的出台於法有據之外，關鍵要提供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通過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改善市場競爭生態。需要看到，“政府失靈”亂象很大一部分是與民爭利，有些地方政府及部門利用自身強勢，成為了市場利益的獨享者。打破“利益獨享”，首先要重點解決市場主體身份限制的問題，嚴格市場准入。應當在市場機制下盡可能降低、取消不合理的行業准入門檻，一視同仁對待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讓混合所有制企業成為重要的市場經濟主體。

　　其次，還應改革稅費征收體制，取消不合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盡可能為市場主體經營減負﹔界定產權歸屬、遵守合約，政府不要介入市場經濟交易之中，應消除剛性兌付等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政府擔保行為和政府兜底行為，征地拆遷補償等公共行為都要在合同法的框架下公平、公正、公開地進行﹔改革金融體制機制，使不同所有制類型的企業都能獲得融資機會，扶助中小企業發展的法律法規要真正做到惠及民生﹔切實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為市場主體清除障礙和壁壘。

　　從市場退出方面，要將已有的企業破產法等相關法律作為基礎，運用商業、市場的方式實現市場經濟主體的優勝劣汰。該破產或者重整的企業，應當依照法律規定進行操作，阻斷政府由於稅收或者其他利益關聯而進行的介入。同時，建立必要且相對獨立的司法保障體制，公平處置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包括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建立專門的破產、知識產權、証券法等等。

　　如果要說前30年的法律發展和當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法治建設需求有什麼不同，最大的不同在於，今天法治應成為政府與市場的平衡器。在政府與市場兩者作用不可偏廢的情況下，更需法治之腦去控制政府與市場之手，彌補它們的失靈現象。法，平之如水。法，張弛有度。法治能夠推動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隨著未來經濟社會良性發展，法治將在中國市場經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