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政：努力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

　　今年2月26日，習近平同志在京主持召開京津冀協同發展座談會，提出了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指導思想和要求。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需要認清京津冀經濟發展的特點和面臨的主要矛盾，把握好三地經濟發展的定位和趨勢，研究推進協同發展的途徑和措施。

　　正確認識京津冀經濟發展的特點和差異

　　京津冀在地理區位上屬於相互毗鄰的渤海灣經濟帶。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和天津市經濟快速發展，為河北省提供了廣闊的需求市場和勞動力就業機會，河北省也為京津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京津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從經濟發展階段考察，北京已進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天津的工業化也基本完成，河北還處於工業化的中期﹔從社會經濟形態看，北京和天津是特大城市，河北是城鄉二元結構特征突出、人口超過7000萬的大省﹔在產業結構上，北京以服務業為主導，天津以加工制造業和港口服務業為主導，河北以資源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和農業為主導。出現這種差異，有歷史形成的經濟基礎的原因，有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等客觀條件的制約，也有行政區劃體制機制不順的牽制，還有社會文化傳統的影響，不存在誰限制誰、誰阻礙誰的問題。

　　進一步明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目標定位

　　做好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頂層設計，需要明確這三個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同定位及其相互關系。

　　北京作為首都，其定位應突出國家政治與行政中心，不應再強調和擴大經濟中心功能。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化，政府審批項目將減少，資金權力將削弱，企業總部向權力中心城市集中、地方政府“跑部錢進”的必要性和機制將淡化。另一方面，北京作為全國高等教育和科技中心的作用也在發生變化。例如，中國科技大學從北京遷到安徽合肥，並沒有妨礙其成為國內外著名大學。大多數“985”高校不在北京，也沒有影響它們的發展和地位。2012年北京申請的專利數量佔全國的4.5%，累計發明專利擁有量低於廣東。這些事實說明，北京只是我國重要的科技和高等教育中心之一。除了北京，我國已形成哈爾濱、沈陽、天津、上海、南京、廣州、武漢、西安、成都等多個經濟、科技和高等教育中心。應逐步推進北京的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和文化事業機構向其他區域轉移和分流。調整企事業單位機構存量有較大難度，要有一個過程，但增量必須從嚴控制。改變北京多中心的格局，有利於不同區域協調發展，有利於解決北京的城市病問題，有利於緩解華北地區生態脆弱和人口過度向北京集聚的矛盾。

　　天津應建設成為華北經濟中心。天津有臨海的區位優勢和完善的港口設施，有以先進制造業為主導的現代工業體系，有發達的商業、貿易等服務業基礎，有可供開發的沿海灘涂和周邊土地空間，有與河北社會經濟聯系更緊密的歷史傳統。天津應繼續發揮沿海城市和現代產業體系完善的優勢，利用實施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國家戰略的機遇，以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導，建設成為經濟發達的世界級現代化大都市，並發揮對河北以及華北地區經濟發展的輻射與帶動作用。

　　河北的經濟發展應以繼續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目標。為此，需要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業競爭力，承接京津產業轉移﹔發揮毗鄰京津的區位優勢，加快京津周邊地區特色產業發展，建設適應京津市場需求的工業品和農副產品供應基地﹔在建設和發展環京津經濟圈的同時，還應著眼全國市場和海外市場，培育在國內外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產業，擴大進出口貿易，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繼續減少和消除貧困，改善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

　　完善交通運輸和物流體系

　　完善交通運輸和物流體系是實現協同發展的重要條件。經過幾十年建設特別是近20年快速發展，京津冀之間基本形成現代化交通運輸體系，大的交通運輸格局已不再是經濟融合的障礙，今后的主要任務是進一步完善交通運輸和物流網絡體系。一是消除地區之間的斷頭路和局部地區的交通運輸瓶頸。二是加快京津與周邊城市客運快速軌道交通建設，並與產業轉移相結合，以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引導京津市區常住人口向周邊河北的中小城鎮轉移。加強京津周邊中小城鎮基礎設施和文化、教育、醫療等社會公共事業建設，改變居民在京津上班、在河北居住而形成的“睡城”局面。三是加快毗鄰京津的現代物流體系和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設，促進京津商品倉儲和批發業向周邊轉移。

　　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關聯度

　　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關聯度是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目前的情況是，北京的制造業除首鋼搬遷到河北曹妃甸之外，從高端的航空航天產品制造業、集成電路制造業到中端的機械制造業、低端的建材制造業和服裝生產，具有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天津工業包括冶金、石油化工、基礎化工、機械制造、汽車、電子信息產品、紡織服裝等，也一應俱全﹔河北的工業以冶金、建材等重化工業為主導。三個地區的工業都自成體系，沒有形成產業鏈上下游相互關聯的社會化分工。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首先應明確戰略目標，其次應有具體實施路徑，第三應把政府規劃引導與市場選擇結合起來。

　　北京應提高產業層次，收縮產業范圍，優化產業分工。重點發展高附加值、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的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應敢於做“減法”，逐步壓縮直至放棄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業和用人多、佔地多、附加值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必糾結局部產業GDP的增減得失，也不必擔心一些產業收縮會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北京就業機會減少，將會增加河北等地的就業機會，減少勞動力不合理流動，也有利於降低勞動力成本。在中高端制造業領域，應重點發展產品研發與設計、關鍵零部件制造和產品總成，降低企業零部件自制率，推動一般零部件制造業向河北等地轉移，形成專業化、社會化的分工體系。

　　天津制造業的比重顯著高於北京，是我國重要的老工業基地。天津產業結構調整與北京的共同點在於都要積極推進產業升級，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產能，促進低附加值產業轉移，優化產業組織結構，通過專業化、社會化分工提高與河北的產業關聯度﹔區別在於天津既要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又必須堅持以發展先進制造業為基礎，瞄准工業發達國家先進水平，加強現有制造業改造和創新。

　　在河北的工業構成中，重化工業與輕紡工業的比例為8︰2。重工業比重過高，超出了華北地區自然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近來國內需求結構變化和產能過剩矛盾突出，加劇了鋼鐵、建材等重工業的生產經營困難。在生態環境和市場環境的雙重壓力下，河北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更為艱巨。一是下決心淘汰鋼鐵、建材等高耗能工業的落后產能﹔二是優化重化工業的生產力布局，促進鋼鐵、建材、化工等重化工業向沿海地區集中﹔三是調整和優化企業組織結構，促進資源密集型重化工業的生產要素向生產技術先進和具有規模經濟效益的大型企業集中﹔四是發展與京津產業配套的零部件制造業和現代物流業﹔五是承接京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移﹔六是發揮毗鄰京津的地理優勢，發展面向京津大市場的農牧產品種養加產業，培育蔬菜生產基地，改變京津地區蔬菜供應依靠遠距離運輸的狀況。

　　河北產業結構調整和新興產業發展，應學習和借鑒上海周邊縣市如昆山、張家港、江陰等地的經驗，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論行政級別，這些地區都是縣級市，但一些產業的競爭力甚至超過了上海，也不是靠開發房地產發展起來的。河北的白溝原來是京津冀三地交界、交通不便的窮鄉僻壤，卻發展成為我國北方地區重要的箱包生產基地和小商品交易集散地。許多地區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本地經濟主體的創造力和競爭力，政府的扶持政策是第二位的。

　　防治污染，改善生態環境

　　京津冀水土相連，同在一片藍天下。防治污染、改善生態環境是京津冀城鄉居民的共同願望，也是京津冀各級政府、企業和社會的共同責任。

　　治理污染的重點是治理重化工業污染。在我國能源消耗總量中，70%是工業部門消耗的，其中冶金、建材、火力發電、石油煉化、化工、重型裝備制造六大行業消耗的能源又佔工業總能耗的79%，其廢氣排放是空氣污染的主要源頭。我國空氣質量最差的大中城市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區，說明這一地區的重化工業污染超出了自然淨化能力，必須降低高耗能重化工業總量。京津地區高耗能、高污染企業退出，也不應以搬遷到河北作為出路。

　　重化工業的結構調整必須堅持生產力標准。從工業技術經濟指標考察，國內大型鋼鐵企業噸鋼綜合能耗為640千克，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但中小鋼鐵企業綜合能耗超過900千克，比大型鋼鐵企業高40%。採用先進技術和大型裝置的水泥企業，生產每噸熟料消耗標准煤140千克，小水泥廠生產每噸熟料要消耗170千克。因此，在資源密集型重化工業領域，那些能耗高、污染嚴重的中小企業應當被淘汰。

　　治理污染應當實行誰污染、誰治理原則。一些企業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導致嚴重的外部不經濟。企業賺錢、環境遭殃、政府花錢治理的狀況必須改變。解決辦法，一是在指導思想上明確以維護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為出發點，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二是提高企業生產排放標准和地區環境容量標准，從市場准入規則上嚴格限制達不到標准的企業﹔三是加強傳統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技術改造和產業組織結構調整，努力降低能源原材料消耗﹔四是積極培育和發展新的替代產業，優化區域產業結構﹔五是改變以罰代管的做法，開征污染物排放與環境保護稅，運用強制性的經濟杠杆引導企業主動防治污染﹔六是協調地區利益關系，對河北為保護京津水源和生態環境而限制開發的地區，應建立補償機制。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