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李嘉誠形象逆轉與香港的沉淪

　　華人世界首富李嘉誠曾經是無數香港年輕人的偶像和人生奮斗的坐標，但似乎一夜之間，李嘉誠由英雄變成了香港人眼中的“惡霸”。現在一些香港年輕人把自己生活的困境、失業和低收入都歸罪於以李嘉誠為代表的富豪們。這絕對是觀察香港社會的指標性事件。

　　香港確實變了，從一個崇拜財富和成功的商業社會變成了仇富社會。李嘉誠等人的財富並非巧取豪奪，靠的是勤勞與拼搏。因此，這種仇富心態的背后是心理結構的大轉型。而且當這種仇富情緒一旦有出口可以發泄，便如卸了閘的洪水一路奔騰，仇恨的洪流卷走了自己，也傷及無辜。香港正在洪流中沉淪。

　　香港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被人忽視的是，原罪當然在港英當局。這首先是治理理念的問題。英國治下的香港是一種叢林規則式的自由主義經濟。結果，香港一方面成為世界上最自由、也是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同時卻有幾十萬人常年蝸居棚屋，貧富差距在發達地區位列前茅。這是典型的放任自由主義的遺產，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窮人的生計和福利都不是港英政府所考慮的。一些港民看不到這一點而妄想做“英國人”，隻能說英國殖民統治的高明。這種歷史結構一旦形成，接任者要在短期內改變歷史遺產是很困難的，但卻不得不面對歷史遺產的負效應。

　　其次，同樣是殖民統治的遺產，即彈丸之地的香港隻發展起兩項可資驕傲的行業：房地產和金融服務。這兩大支柱產業恰恰是靠金錢說話的，窮人根本無力涉足，因而是一種病態的經濟結構。不僅如此，空間有限的地區如果依靠地產業作為經濟支柱，病態的房價就是必然的了，窮人的不滿也是必然的了。

　　問題是，過去為什麼香港人能安於現狀而今天卻開始仇富？其中固然有相對優勢的喪失而導致的心理落差，也有全球金融危機對香港經濟的沖擊而對民生的影響。但這些並不是最根本的，要知道新加坡面臨同樣的環境，為什麼新加坡能后來居上而超越香港？為什麼新加坡百姓能安居樂業？

　　根本原因還是在於香港內部的不合作。香港人要民主，中央政府同意立法會由競爭性選舉產生。但結果是什麼呢？以“長毛”為代表的議員們的“使命”就是反對政府，政府的任何民生工程都在反對中流產：旨在連通珠港澳的大橋不得經過香港，旨在打造更大規模自由貿易區的“前海工程”得不到開工，住房項目不能立項。所有這一切，內部的不合作再加上環境的變化，香港已變得不再那麼香了。

　　如果說“長毛們”沒有能力和願望發展經濟，卻有能力和願望去蠱惑民心。這次香港“佔領中環”是典型的民粹主義政治。民粹主義是自由主義經濟的副產品，即自由主義經濟導致社會的巨大不平等和社會憤懣，結果以“政治正確”的名義而爆發。民粹主義往往是政客政治動員的最好工具。一個口號、一個理念，便可以攪動熱血青年。

　　可見，從妖魔化李嘉誠，到“佔中”事件，泛民派已把港人的民生需求轉化為政治訴求，其背后是殖民統治留下的結構性負資產。一般民眾看不到、也不願意承認香港的“反對政治”乃民生之禍。我們看到，立法會競爭性選舉帶給香港的是政治僵局導致的經濟停滯。美國著名漢學家墨子刻說：“政治有斗爭有合作，但中國歷史上的派系政治似乎更不願意合作。”一旦黨爭民主把派系政治制度化，不合作政治隻會加劇。如果真有那天，加上香港病態的經濟結構，香港焉有不沉淪之可能？(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

(責編：劉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