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台二號】四中全會定調“權在法下”

天氣入秋，夜涼如水，無數時政記者在辦公室焦急等待，上班族則在擁擠的地鐵上不停刷新手機屏幕。所有的屏氣凝神、急不可耐都可以理解，因為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四中全會公報，不僅要對敏感的反腐和人事問題做個了結，更要在依法治國上闡釋習近平的新主張。

等待是值得的。在本屆四中全會上，中共中央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方面推出了重磅改革。如果改革成功，未來的人們不用擔心行政過度干預司法，也不用憂慮權力會肆意傷害公民個體。縱覽四中全會公報，貫穿始終的就是解決“權與法的關系”，這又可以分為“黨和法”、“行政和司法”、“干部和法”的關系等三個層面。

先看黨和法的關系。在中國政治的語境中，擺正黨和法的關系，是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問題。“法治”就是“法的統治”而不是“人的統治”，“法”具有超越於任何人或組織的權威。但是從古至今，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法不過是刑罰之法，是統治者實施統治的工具，所謂“刑不上大夫”，就是指統治者凌駕於法律之上。從工具意義上認識“法”，把法當成是統御萬民的手段，在現實中就難以擺正執政黨與法之間的關系。是“權在法上”，還是“權在法下”，這是一個根本問題。

四中全會的公報明確回應了這一問題：“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而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不可動搖的基本方向。在這一前提下，黨的領導和執政要受到憲法和法律的規范，這就是說黨同樣要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活動。這一點，為建設法治中國打下了最堅實的地基。

再看行政和司法的關系，這是整個法治改革的核心問題。政法委的不當干預，無端制造了多少個趙作海那樣的冤假錯案？行政權力缺少司法制約，又在拆遷現場有恃無恐地制造了多少流血事件？四中全會部署了兩項具有重量級意義的改革，一是健全依法決策機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用法治程序來規范權力運行，用追究倒查來威懾權力濫用﹔二是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嚴防領導干部自恃位高權重、肆意左右司法，確保獨立公正的審判。這兩項改革舉措，嚴格限制行政干預司法於前，又用司法規范行政於后，目的都是要馴服權力這頭橫沖直撞的猛獸。

最后看干部和法的關系。盧梭說過，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法治最重要的保障，就是整個社會對法治的信奉，所以四中全會也單獨把“守法”作為一個章節，以示重視。在中國這個有著幾千年“以吏為師”政治心理的國度，要讓老百姓守法，首先就要讓官員守法。如果官員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老百姓誰還會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因此，要讓法治成為國家信仰，首先就要干部信法、守法、畏法。

所有的法治，最終都要歸結為兩個層面：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公民權利。以此觀之，四中全會定調“權和法的關系”，一言以蔽之，就是“權在法下”，權力要受到法治的規范和限制。如今，法治的種子已經擲地有聲地落在中國大地，它能否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我們期盼著，同樣也努力著。（文/李克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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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牛寧、劉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