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退潮未必導致中國制造業衰落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成長為世界最為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地國之一，外商直接投資被視為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也在2009年一躍成為了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東道國，但這種外資迅速流入的形勢卻從2012年開始發生著劇烈的轉變。

據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外資流入一改增長的勢頭，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4925家，同比下降10.06%，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117.16億美元，同比下降3.7%。這種趨勢在2013年也未能得到明顯轉變，2013年全國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同比下降8.63%，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增長5.25%。進入2014年以來，截止8月，全國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5200家，同比增長5%﹔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83.4億美元，同比下降1.8%，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從現實中來看，外資退潮也已經開始初步顯現。從2012年開始，耐克、阿迪等跨國公司相繼成為外資遷徙的候鳥，長三角、珠三角代工工廠相繼出現倒閉潮。大量跨國巨頭選擇將工廠遷回本土或者遷至東南亞一些國家。美國、歐盟則提出“實業再造”計劃，越來越多的商品逐漸轉變為“越南制造”、“印尼制造”等等，中國制造的地位似乎岌岌可危。一時之間，外資退潮在媒體、學界中均成為關注的重要命題之一，有媒體與學者甚至認為中國制造已經是窮途末路，中國制造業發展的前景似乎變得極為黯淡。

為了搞清楚外資退潮對中國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我們不妨先廓清2012年以來中國外資為何退潮。關於外資退潮，最為受到追捧的一個原因在於中國勞動力成本的迅速上升。數據顯示從2005年至2010年，中國工資漲幅達69%。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與劉易斯拐點的來臨均導致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增長所依賴的人口紅利即將宣告終止。勞動力成本的迅速上升，導致跨國公司不得不開始尋找新的生產基地。從目前遷移外資的行業特征來看，無論是阿迪達斯、耐克，還是佳頓公司、福特汽車等，其來華目的均為追求中國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但當中國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后，中國對這些企業的吸引力正逐步下降。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無疑是中國外商直接投資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外資企業真的會因為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而掀起一股撤資潮麼？這顯然是過於夸大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對於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對於外資吸引的影響，在過去的報道與研究中均被顯著地夸大了。中國不僅具有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吸引外資企業進入中國，至少還有另外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外資企業希望通過在華投資設廠，從而進入到中國消費市場，這一因素不應當被我們忽略。近幾年來，中國消費增長始終非常強勁，中國市場幾乎成為了任何一個跨國公司不得不考慮的蛋糕。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進入到中國不僅是為了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更重要的則是打入中國消費市場，從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分一杯羹。另一方面，中國勞動力質量、基礎設施條件與營商環境遠遠優於東南亞國家，這更是非洲國家難以相比的。外資企業很難在短時間裡尋找到足以替代中國作為生產基地的下一個目標國。越南、印尼等國顯然在勞動力市場規模上遠遠無法彌補中國的缺口，而且其在勞動力素質上與中國相比相差甚遠。印度、墨西哥等國則腐敗盛行，營商環境也是讓眾多跨國公司望而卻步。更重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在政治的穩定性、治安情況、基礎設施狀況上與中國的差距也是不言而喻的。跨國公司可能在長期時間裡，將逐步培育新的生產基地，但很難在短期內大量迅速逃離中國，這對跨國公司也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因此，目前媒體與學者對於中國外資退潮的觀點過於悲觀，就目前的形勢來看，中國制造還遠不是窮途末路。

除了勞動力因素以外，中國政府在逐步降低外資負面清單依賴以提高外資自由化的同時，對於外資企業長期的優惠政策卻正面臨著逐步取消的處境。近年來，中國東部的蘇州、無錫等長三角富庶地區都提高了投資門檻，對新進的外資企業，不僅沒有專門的優惠政策，甚至還對其產業類型、節能減排方面提出很高的要求。此外在稅收上，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也正在失效。2008年新《企業所得稅法》及其條例施行后，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原來執行的再投資退稅、特許權使用費免稅和定期減免稅等稅收優惠政策面臨取消。在過去很長時間裡，招商引資一直是地方政府的最為重要的工作與政績，地方政府往往不惜以土地、稅收等大量優惠以吸引外資企業在本地落戶。這些對於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雖然吸引了大量外資企業進入中國，但由於其所具有的超國民待遇特征，作為本土企業的民營企業卻遭受歧視待遇，這在國際上都是非常奇怪的現象。民營企業在起跑上就與外資企業不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明顯處於競爭的弱勢地位。對於所有企業共同享受國民待遇，尤其是外資企業不再享受超國民待遇，即使其在短期內可能降低外資進入，但這卻有助於我國形成一個良性的競爭市場。隻有將外資企業與民營企業置於同一起跑線上之后，民營企業才可能逐步發展壯大起來。期待以外資企業的進入實現中國經濟轉型與創新經濟的建設是不現實的，不能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民營企業，中國制造業由大國向強國的轉變就不可能實現。

現實中，我們能夠看到，即使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中國本土企業仍然對外資企業形成了強有力的挑戰。許多本土企業在行業內已經成為國際領先者，他們不僅成功崛起並佔據了中國市場，甚至在國際市場上逐步搶佔了原先跨國公司的市場份額。美國建筑設備供應商卡特彼勒在2005-2010年的中國市場份額從11%下滑至7%。搶走其市場份額的並非是它的死對頭日本小鬆公司，而是中國本土企業。達能乳業在上海市場，被光明、蒙牛和伊利等本土競爭對手用殘酷的價格戰斬於馬下。中國正孕育著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本土企業，這些本土企業對於外資企業形成了強有力的競爭。這些本土企業的崛起對於外資退潮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外資退潮不僅不是中國制造的末路，反而是中國制造開始崛起的先機。

最后，外資退潮未必預示著中國市場的衰敗，而很可能意味著中國市場的扭曲正逐步降低，中國正逐步擺脫對於國外金融市場與外生制度的需求。根據黃亞生教授在其專著《改革時期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對中國的研究，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高度依賴不僅不能體現中國市場的高效，反而是中國國內制度扭曲的表現。中國大量的投資無法通過國內的體制得到有效的消化，隻能依賴於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國外的有效市場進行投資再配置，從而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他們的研究認為中國高速增長的外商直接投資，不僅不是引以為豪的經濟奇跡，反而是一種病症。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出現下滑，這也表明中國國內市場的改革正逐步改善國內要素市場的扭曲，使得經濟資源能夠在生產中得到有效配置。

從總體上看，中國自2012年開始的外資退潮在短期內並不會發生本質改變，但這種退潮並不意味著大規模外資的撤離，更不意味著中國制造就此垮塌。我們應當繼續完善外資企業的負面清單管理，進一步降低對外資的行政干預。但與此同時，我們卻應當保証本土企業與外資企業具有共同的國民待遇，不應當為了吸引外資落戶，而採取過於傾斜的引資政策。外資退潮並不是中國制造由盛而衰的契機，如果我們能夠繼續推動國內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培育國內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本土企業，外資退潮將會推動中國由制造大國向著制造強國轉變。

蔣為 南開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系博士研究生

(責編：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