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離不開商鞅式的“硬骨頭”

據“新華社發布”客戶端報道，根據2014年7月29日和9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於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權威人士指出，中央全會專題研究依法治國問題，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據了解，全會將審議《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文件稿。此前，決定稿廣泛征求了各地區各部門各有關方面和黨的十八大代表的意見和建議。

顯而易見，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空前地重視。

正像習近平在2014年9月30日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會議上所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婦孺皆知，作為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成員的“中興領袖”習近平、“鐵血首相”李克強，分別擁有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北京大學法學學位，其法治思維、水平和觀點，是中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不錯前提。而且，依照慣例，十八屆四中全會閉幕后也會發表公報。

立足中國國情，並綜合各方信息，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世界矚目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既是對中國執政黨法治思想、法治實踐的總結，更將掀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嶄新一頁。

實事求是地講，無論是中國最高層面領導的法治觀，還是中央的有關公報或者文件之類的，基本上都屬於綱目性、原則性、指導性的。而真正意義上的法治，還得是具體的、細化的、實踐的、制度的、程序的。

就中國現實而言，盡管一定層面的官方擁有的智囊不少，然不乏一知半解者，以及不學無術者、政治投機者。譬如，中國不少法條相互“打架”，甚至同一部法律的不同法條之間也相互“打架”，其現實危害性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這在很大程度上，跟形形色色的官方智囊亂作為、瞎扯淡密不可分。

事實上，無論是法治方面，還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之所以出現很多問題，其原因更是在一定層面的官方身上。譬如，2014年10月15日，由習近平在北京主持的文藝座談會，真可謂意義空前，影響深遠。但某些官方機構，卻偏偏將兩個根本沒有資格以網絡作家身份出席那麼高規格、那麼嚴肅的文藝座談會者，一廂情願地硬塞了進去，而且隨后又力推其登上“神壇”。這，貌似尊重民意、重視網絡作家等文藝新群體，實則是給中國執政黨和政府添亂、幫倒忙。

不可否認，習近平確實與這兩位所謂的網絡作家交談了，但新華社的有關報道表明，在講到互聯網文學時，總書記停下來問：“聽說今天來了兩位網絡作家，是哪兩位啊？”周小平、花千芳迅速站起來並向總書記舉手示意。座談會結束時，習近平還走到他們面前，親切地說：“希望你們創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

由此可見，習近平此前根本不知道以網絡作家身份參會的具體是誰，而且也不知道周小平、花千芳究竟寫過什麼樣的文章，而主要是針對網絡作家等文藝新群體做了“希望你們創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之叮囑。

實際上，類似的欺上瞞下者早已有之。譬如，2013年被繩之以法的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當年就欺騙過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朱?基。又如，被譽為“最幸福的災民”和“慰問專業戶”的鄭繼超，就是被某些官方層面長期用來蒙蔽上級的道具。

誠然，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正確指引下，中國法治、反腐、全面深化改革等眾多方面越來越趨於良性化，日益涌現喜人的局面。

但實話實說，當今中國不少層面，普遍缺乏商鞅式的非凡人物，而不乏濫竽充數者、一知半解者、政治投機者。

眾所周知，商鞅是中國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系衛國國君的后裔，姬姓公孫氏，故又稱衛鞅、公孫鞅。后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為商鞅。商鞅通過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為秦國日后統一六國、建立大秦帝國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史稱“商鞅變法”。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國戶籍、軍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並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法律﹔經濟上商鞅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織，軍事上商鞅作為統帥率領秦軍收復了河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商鞅在變法前后，不畏任何權貴，不怕任何既得利益者，毫無私心可言，而凡事都能做到以大局和長遠為重，且以身護法。這些，是中國全面推進依法法國等所必須的。

當下中國一定層面的一些決策者、執法者、行政者，跟商鞅相比簡直就是小兒科。但是，無論是當下中國，還是未來中國，都“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而商鞅式的非凡人物，無疑是中國亟須的。也就是說，依法治國離不開商鞅式的“硬骨頭”。因此，中國官方理當千方百計地讓商鞅式的人物上位，並委以重任，而及時地將一些身在廟堂之上的濫竽充數者、一知半解者和政治投機者清理掉。（羅豎一）

(責編：王書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