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氣候變化是中美關系緩沖帶

　　 英國金融時報網11月7日發表環境網站“中外對話”特約撰稿人陳軍吉採訪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的稿件，題目是《應對氣候變化是中美關系緩沖帶》。該稿說，時殷弘認為：中美兩國的戰略矛盾尖銳而顯著，但氣候方面的合作，將在其中起到重要的補償和緩沖作用。此次APEC上習奧會談最終可能取得的成果，將在於中美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促進雙向投資協定的具體擬訂和初始貫徹等方面。

　　 中外對話：據你觀察，中美在氣候問題上真正進行互動，從什麼時候開始？

　　 時殷弘：從小布什政府后期。中美兩國當時的戰略關系比現在好，中國周邊的麻煩沒有那麼多，美國的卷入也不是那麼多。另一方面，小布什政府后期，中美兩國在貿易關系上爭端相當多。小布什政府派能源部長來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對中國施壓。在美國國內，小布什政府對推動氣候變化問題很不積極。

　　 當時中國堅持聯合國關於發展中國家“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承擔的減排責任不能由西方來定，不能定得過於苛刻，影響中國國內發展。

　　 中外對話：奧巴馬上台后，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有什麼變化？

　　 時殷弘：奧巴馬政府改變了美國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消極態度，開始積極起來。一方面，奧巴馬就氣候變化對美國的意義認識比較清楚﹔另一方面，奧巴馬把它當作美國擴大實際影響、與歐盟爭奪氣候變化輿論權和引導權的動作。

　　 2009年，奧巴馬上台的第一年，曾經對中美關系作出一定的緩和，跟小布什相比，在氣候變化等一系列問題上減輕了對中國的壓力。但是，2009年奧巴馬訪問中國后，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奧巴馬對中國非常不滿。加上其他一系列因素，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成了一個轉折點。中國國內轉變發展模式，中國政府和公眾比過去更加重視應對環境整治問題。

　　 所以，在轉變發展模式的過程中，中國雖然仍然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但在國內和國際舞台上，中國採取了一系列非常積極的措施，實際加大了中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力度。

　　 這樣一來，從2010年開始，特別是從2012年開始，中美在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就有比較長足的進展。

　　 同時，2010、2012、2013、2014年，從軍事發展到網絡攻擊——中美兩國的戰略矛盾越來越突出。這種情況之下，相當顯著的是，從去年開始，中美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和協商，就在整個中美關系的政治層面中變得更加重要——因為戰略矛盾非常尖銳，越來越顯著，越來越突出，如果不在經濟、金融、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合作，兩國關系會比現在還差。

　　 由於中美兩國是兩個最大的排放國，再加上兩國國內都有減排需要，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特別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兩國的合作進展相當顯著。這是兩國政府應該做的。同時，鑒於中美關系在有的領域比較健康，在有的領域關系很緊張，減排問題上的合作，在兩國關系整體方面意義就變得非常重大。

　　 現在APEC即將舉行，中美在軍事發展、網絡攻擊、南海問題、公海問題等方面，實際上不可能取得任何實質性的、大的進展。在這些問題上，兩國政府能夠期待的，也隻不過是使得關系不要惡化，同時繼續改善在香港問題上尖銳對立的氣氛。

　　 因此，如果在戰略問題上嚴重對立，那麼中美在金融方面和某些國際安全問題上的合作，還有在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就起到一種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補償作用。

　　 所以我想，習奧會談最終可能取得的成果，將在於中美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促進雙向投資協定的具體擬訂和初始貫徹等方面。我估計兩國元首也都有這樣的意願。

　　 中外對話：你認為奧巴馬對“氣候變化”議題的推動效果如何？中國政府呢？

　　 時殷弘：奧巴馬上台后，美國政府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度明顯增長。但另一方面，奧巴馬是弱勢總統，所以在推動美國應對氣候變化貢獻方面，他個人、他的政府，太大的動作也做不了。

　　 因為在美國國內，他的掣肘很多。美國國會跟中國的一些利益集團一樣，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對美國經濟的考慮比較多，比較保守。現在美國行政當局推動氣候變化的政治能量比過去弱。

　　 這跟中國情況不同。盡管中國有各種利益集團，有些省份對轉變發展模式重視不夠，但中國政府、中國最高領導對應對中國國內生態惡化問題的重視程度非常高，對中國做一個在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在全球公共問題上作出更大貢獻，也有非常明確的意識。所以中國的情況比較好。

　　 當然，中國仍然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承擔的義務是中國志願。同時，具體怎麼做，中國政府堅持獨立自主決定。當然，與過去相比，中國在做決定前，明顯加強了跟世界有關各國的磋商。

　　 中外對話：中美在應對氣候變化的互動方面有什麼分歧？

　　 時殷弘：美國當然是要壓中國，承擔更多的減排義務，但情況比過去要好得多。

　　 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政治問題，也是一個科學技術和知識問題。無論如何，減排、高效清潔利用煤炭、發展核能和風力發電、綠色經濟……在所有這些領域，美國技術、經驗比較先進。這些年來，中國從美國輸入了很多這樣的技術。

　　 另一方面，中國本身綠色產業在發展，也開始有一些先進技術和經驗。伴隨中國更多的對美直接投資，中國對於美國應對自身氣候變化問題、以及在全球治理方面，會做出一定貢獻。

　　 美國技術比較先進，目前，在知識、技術、經驗、裝備方面，中國還是更多地從美國輸入。當然，中國現在進行國內環境整治，應對氣候變化，自主的經驗、技術、裝備佔的比重越來越大。

　　 中外對話：奧巴馬卸任后，美國政府對氣候變化的態度會否變化？

　　 時殷弘：如果是民主黨新總統上台，對氣候變化的基本態度恐怕不會改變。如果共和黨上台，盡管有可能更多地顧慮美國經濟內部的問題，但是美國作為全球排放量第二大國，要對治理全球氣候變化做出較多的作用和貢獻。恐怕共和黨也不會有非常大的改變。

　　 中外對話：現在氣候變化問題在全球治理格局中是什麼位置？

　　 時殷弘：我覺得已經佔了相當高的位置。特別是奧巴馬政府幾個月前曾經發表過一個非常成熟的報告，証明美國總統對氣候變化的嚴重性有新的認識，總的來說有積極影響。

　　 氣候變化是一個真問題，不是假問題。全球都有意識要早點應對，早點減排。這對各國生態和經濟健康集約發展，對人類提早應對可能更多的氣候災難，都有幫助。所以無論跟《京都議定書》時比，還是跟前幾年相比，它在全球治理中佔的議程，佔的位置，還在繼續提高。

　　 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些問題上的矛盾，和過去相比，減緩了一些。所以這些問題產生的合作、協調、分歧、斗爭，積極方面有所增長。總的來看，國際社會應對這些問題，還是有進展。

　　 中外對話：“氣候變化”的議題由歐盟提出，歐盟現狀對這一議題有什麼影響？

　　 時殷弘：歐盟在這個議題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某種程度上，20多年，歐盟和全球一些非政府組織，尤其是西方一些非政府組織，把這些問題推到了全球政治議題非常重要的位置，造成了很大影響。客觀說，歐盟對中美兩國更重視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是有貢獻的。

　　 因為全球氣候變化，因為中美兩國是二氧化碳最大排放國，兩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方面，總的來說採取了更加積極的、至關重要的態勢，兩國已經互相協作，跟過去相比，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上起的作用更重要了。

　　 當然，應對氣候變化牽涉到國內社會、經濟，是復雜的問題，中美兩國大概有一種共同利益——都不願意歐盟在他們背后敦促得太厲害。總的來說，這個矛盾目前並不是很大。歐盟也逐漸積累了經驗，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無論對美國還是對中國的壓力，與3年、5年前相比，明顯小得多。

　　 總的來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主要三方的合作狀況比3年前、5年前明顯好一些，甚至好得多。

(責編：劉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