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點原則共識為中日關系“開處方”

2014年11月7日，國務委員楊潔篪在釣魚台國賓館同來訪的日本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就處理和改善中日關系達成了“四點原則共識”。近年來中日兩國關系不僅惡化、僵持，而且經常出現摩擦和對抗升級的勢頭，令人感到難以預料的危險。

眾所周知，日本的外交政策總是經常因為領導人的變動而忽左忽右，出現較大的政策波動。即使是同一屆內閣，前后的政策也大相徑庭。安倍第二次執政以后，對中國摩擦與對抗的政策不斷升級。這是因為，日本需要摩擦，需要對抗升級，以便完成對中國內政外交體制的轉型，其中包括今年7月正式解禁集體自衛權。

在這以后，安倍政府轉變政策，開始緩和同中國的關系，謀求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北京會議上能夠實現與習主席的會面。而這種轉變，恰恰也是出於日本內政的需要。安倍政權既需要同中國緩和關系，迎合國內選民的心理需求和輿論壓力，同時也需要中國市場的大力支撐，為瀕臨破產的安倍經濟學注入中國市場的活力，再加上美國要求其改善同中國關系的壓力。於是，安倍要再一次實現同中國政策的轉圜。所謂敗也蕭何，成也蕭何也。

而中國對於安倍政策的這種轉變，當然樂見其成。因為中國從來都是盡可能地推動中日關系向良好的方向發展。正在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北京會議，中方作為東道主，必然不能怠慢包括日本在內的任何一方。正如王毅外長在第十屆“藍廳論壇”上表示的那樣，中方會對所有的客人都盡必要的地主之誼，同時希望日本方面能夠拿出誠意，解決影響中日關系正常發展的問題和障礙。王毅外長的這種表態，帶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與人為善，睦鄰友好，是中國對待鄰國和周邊外交的一貫政策。再加上習近平主席所倡導的親誠惠容的理念，更是中國這些傳統文化精神，在新時期的廣大與發揚。而這些這恰好是中方與日本達成四點原則共識，妥善處理中日兩國領導人北京會面的心理基礎。

但是，就外交而言，僅僅有善良的精神是不夠的。日本的外交政策尤其具有多變性，不穩定性。因此，中日兩國必須要達成具有約束力的共識，以便作為相互約束，不致使對方隨意反悔的政治基礎。由於中方的這種認識和要求，中日之間這次的“四點原則共識”就應運而生，這是中方外交智慧之所在。當然，也不能夠因為有了這“四點原則共識”，就認為可以完全有效地“套牢”日方。畢竟，誰都不敢保証日本方面以后不會找出借口和理由，破壞這種共識。

不過，就眼前來說，這是中日關系的一種進步，是中日關系改善的基礎。日本如果以后能夠信守承諾，將有利於中日關系的持續改善與發展。首先，遵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各項原則和精神，繼續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系，這一點是中日關系的政治大原則。其次，本著“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就克服影響兩國關系政治障礙達成一些共識。第三，日方認識到釣魚島等東海海域雙方存在不同的主張，這是日本對中國的妥協，是變相承認有領土爭議的說法。此前日方不肯作出這種讓步，雖然這次也沒有完全達到中方要求日方承諾的狀態，但至少雙方已經開始以更務實的精神來對待這一問題，對於恢復和改善雙邊關系有重要作用。

當然，中日兩國的矛盾積重難返，也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間就冰釋前嫌。隻能逐步通過多種對話渠道，通過不斷的溝通增強政治信任﹔在政治信任的基礎之上，增強務實合作﹔在務實合作不斷擴大與深化的情況下，與政治互信形成良性互動，最終推動中日兩國關系向好的方向發展。這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期盼的長遠願景。

“四點原則共識”的達成，為中日兩國領導人的會見，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礎。是中日兩國關系在新環境下，一種具有建設性的新開端。由此我們可以期待，中日兩國領導人將以此為條件和基礎，進一步推動中日兩國關系的改善，使中日兩國在友好合作中克服障礙，實現共贏。

（周永生，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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