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育軍：美國經濟做錯了哪些事？

美國經濟做錯了哪些事？

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往往會加劇金融危機，延緩經濟復蘇，包括減少貿易機會、增加失業人口等。在金融危機中，如果其他國家採取了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自己國家仍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將面臨更大的經濟損失，在世界經濟發展浪潮中會完全處於被動地位。

美國的次貸危機風暴不僅侵襲了金融領域，同時波及了政治社會領域，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引發了一系列值得重點關注的事件。其中“佔領華爾街”運動、貿易保護、財政懸崖、醫療改革等為全世界所矚目。

“佔領華爾街”運動

“佔領華爾街”運動是由非營利性雜志網站Adbusters(廣告克星)於2011年7月發起的一項和平示威活動。該運動的主要訴求有三個：一是反對貧富分化，要求改善公眾境遇﹔二是反對金錢政治，要求分離金錢對政治的影響﹔三是反對繼續戰爭，要求從海外撤軍。和平示威運動得到全美70多所高校學生的支持，在一個月內蔓延到美國各大中城市，由“佔領華爾街”發展到“佔領洛杉磯”、“佔領芝加哥”、“佔領高校”，甚至蔓延至首都華盛頓，演變成一場上千人參與的“佔領華盛頓”運動。2011年10月，“佔領華爾街”示威游行蔓延到全球1500個城市，演變為一場全球性活動。

這場運動的直接原因是次貸危機的爆發造成大量人口失業，民眾生活水平下降。據美國勞工部統計，失業率從2007年的4.6%一路飆升到2011年年初的9.7%，至2013年方回落至6.7%。仍保有工作的就業者工作時間延長，工作量加大，但酬勞卻在下降。與此同時，貧富兩極分化現象加劇。2010年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所得，相比1999年下降了12.1%，收入最高的10%的人的所得同期隻下降了1.5%，而同期唯一出現收入顯著增長的是最富有的1%的人群，他們擁有總收入的20%左右。其深層次原因是，美國資本主義出現社會失衡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所著的《自由市場的墜落》一書中，對美國貧富兩極分化、金融財團等利益集團綁架政策、極少數富有階層操控政治等突出問題，提出了深刻的批評。民眾普遍認為是華爾街導致了貧富兩極分化，這為社會運動的出現提供了基礎。此外，之前在世界各地爆發的游行示威事件，例如在北非和西亞國家出現的社會運動、西班牙爆發的“5·15”運動、威斯康星州工會事件等，也為“佔領華爾街”運動提供了參照。

危機爆發以前，美國政府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相對有利於社會的富裕階層，加劇了社會分配的不公。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重新樹立金融市場消費者的信心，並進一步推動美國金融行業的復蘇與發展。但是任何措施的實施效果都不可能立竿見影，政策措施短期內無法平息社會對華爾街情緒化的憤怒。“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把次貸危機的責任推給華爾街，是情緒化的簡單發泄，以表達對華爾街及其金錢政治的不滿，並不能從本質上解決問題，僅僅是民粹主義思潮的體現。但“佔領華爾街”運動所激發和體現出來的強烈的社會民意思潮，促進了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的實施，同時為奧巴馬政府在投資教育、基礎設施、創造就業、鼓勵創新等領域推進改革創造了民意條件。

貿易政策向左走

次貸危機后，美國出於對政治、經濟等因素的綜合考量，採取了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貿易政策出現“向左走”傾向。美國眾議院在2009年2月通過了《復蘇與再投資法案》，將“buy American”(購買美國貨)列為其中的一項條款。這是美國的經濟救助方案中最明顯的貿易保護措施之一。美國對支柱產業的保護在金融危機時期也表現得較為明顯，希望通過對本國支柱產業的補貼、減稅等支持來減緩經濟下滑態勢，並起到避免失業率攀升、促進就業的作用。

例如，美國向其三大汽車企業提供了174億美元的經濟振興救助資金。不僅如此，部分政客還將矛頭指向其他國家，例如中國，以此轉移民眾指責的視線，並為自己錯誤的經濟和金融政策尋找借口。一些政客認為，美國工人失業是因為中國進行了一些不公平競爭，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中美輪胎特保案。除此之外，美國還出台了一系列針對中國的反傾銷政策，包括一些特殊保障的調查。

據統計，從2008年11月至2013年5月，全球共實施了3334項貿易保護措施，其中，僅2012年7月到2013年5月就實施了904項。其中，國家援助措施和政府採購已經佔全部貿易保護措施的1/4左右，成為最重要的保護手段之一。

歷史上就有貿易保護理論存在的基礎。在16~17世紀，以托馬司·孟為代表的重商主義者倡導保護貿易政策，主張獎出限入。到了19世紀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以德國李斯特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通過提高關稅保護本國幼稚工業的建議。在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中，凱恩斯提出對外貿易乘數理論，倡導國家應干預對外貿易，對外貿易應建立在順差的基礎上，隻有順差才能擴大就業，增加國民收入。綜上可以看出，許多經濟學家都証明了貿易保護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這在一定程度上為金融危機下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提供了理論支撐。

然而，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往往會加劇金融危機，延緩經濟復蘇，包括減少貿易機會、增加失業人口等。在金融危機中，如果其他國家採取了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自己國家仍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將面臨更大的經濟損失，在世界經濟發展浪潮中會完全處於被動地位。

正如2008年金融危機中出現的情況那樣，隨著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日趨加深，一旦一國先採取保護行動，就會遭到越來越多國家的經濟報復。這種報復就是變被動為主動地選擇貿易保護，一國在抨擊其他國家貿易保護的同時，也不得不選擇貿易保護來減輕來自國內外的壓力，這樣使得貿易保護的鏈條開始延伸。據世貿組織估計，2008年10月以后採取的貿易保護措施，可能對世界貿易產生了3%的抑制作用。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分析認為，購買美國貨的條款最多僅能為美國創造1000個就業機會，而且這樣的條款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報復，如果其他國家將其10%的市場對美國封閉，美國就會損失6.5萬個就業機會，對美國來說可謂得不償失。

在奧巴馬做出制裁中國輪胎的決定后，美國主流媒體也持批評態度，認為這將加劇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該決定的出台背景如下。

第一，勞工團體一直是奧巴馬政府的鐵杆兒支持者，隨著美國失業率的抬頭，奧巴馬的壓力驟增。特保案的起訴方是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理由是保護工人就業，奧巴馬政府不願因堅持自由貿易而得罪勞工團體。

第二，隨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政策向左走，“中國制造”成為主要靶子，一些政客可借機撈取政治好處，而在醫療改革等重大問題上，奧巴馬需要得到這些政客的支持。這表明，次貸危機中的貿易保護行為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美國政府將巨大貿易赤字歸咎於其他國家，試圖轉化矛盾並迎合國內部分政治力量，減輕當局的政治壓力。

從本質上看，次貸危機中的貿易保護更多是一種臨時政治策略，而不是根本上的政策調整。

財政懸崖

財政懸崖指的是稅收減少的同時，財政支出大幅增加的狀況，財政收支在這一時點實現突然性緊縮。與美國財政赤字緊密相連的就是債務問題。財政懸崖由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於2012年2月7日在國會聽証會上首次提出，如若國會兩黨不能另行達成協議進行規避，美國將在2013年1月1日同時出現稅收增加與開支減少的狀況。

財政懸崖的形成需要追溯到20世紀。美國20世紀80年代發行的國債利息頗高，吸引了大量美國國內銀行機構的投資者和外國的中央銀行。到了20世紀90年代，由於美元打垮了世界上主要的競爭貨幣，美國國債依舊搶手，在第三世界國家貨幣普遍貶值的情況下，進口日用品的價格顯得格外便宜，美國進入了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歲月。

從2001年起，由於反恐戰爭的龐大開支和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量發行的各種期限的國債紛紛到期，以及越來越多的利息支出，美國被迫需要大量發行新國債來償還舊國債。2001年1月，布什政府推出了《經濟增長與稅收減免協調法案》，把最高所得稅稅率從39.6%降到35%﹔2002年把資本利得稅稅率從20%降到15%，並將對股息征收的個人所得稅稅率從35%降到15%，減稅期都為10年。最高所得稅稅率的降低原定於2011年年底結束，但為了應對2007年的次貸危機，奧巴馬政府把減稅期限延長了兩年，還出台了失業救濟金計劃，執行期為兩年。

由此，布什和奧巴馬政府的減稅政策到期日將在2013年1月1日重合，退出政策效果疊加有可能強行啟動削減赤字機制，美國政府的財政開支將驟減，財政支出的曲線看上去就像一道懸崖，所以叫作財政懸崖。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財政懸崖如被觸發，其威力將達到8000億美元的規模，相當於2013年美國GDP的4%。

財政懸崖的后果將是非常嚴峻的。次貸危機發生之后，美國經濟持續萎靡，在沒有財政懸崖影響的情況下，經濟增速預計隻有2%左右。如若引發財政懸崖，美國經濟將極度萎縮。國會預算辦公室在2012年11月的報告中稱，如果財政懸崖出現，2013年美國的GDP將下降0.5%，第四季度的失業率將升至9.1%。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財政懸崖將導致美國經濟在2013年上半年重陷衰退狀態。

2012年12月31日，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達成解決財政懸崖的妥協議案，該議案於2013年1月1日在國會參眾兩院獲得通過。該議案的主要內容包括：從2013年開始調高年收入45萬美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的個稅稅率，失業救濟金政策在2013年延長一年，把原定2013年年初啟動的約1100億美元政府開支削減計劃延后兩個月執行等。該議案阻止了美國跌下大規模削減開支和提高稅率的財政懸崖。

財政懸崖是美國財政長期失衡的必然產物，是財政赤字與國債急劇膨脹以至於不可持續而到達的臨界狀態。美國財政失衡的政治因素是美國的競選政治。從歷史上來看，美國的競選政治從一開始就是以政治家對選民的經濟承諾為競選籌碼。按照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政治選舉市場與經濟交易市場是一樣的，交換雙方通常難以以遠期利益為交換目標。

這一政治根源在經濟上的表現形式就是政府長期的巨額赤字和債務經濟模式。美國政府的赤字發展到目前的規模，其實是“二戰”后60多年來美國政府實行擴張性赤字財政政策及其實施全球戰略不斷積累的結果。2009~2012年，美國財政赤字連續4年超過1萬億美元。

美國財政支出共分為三類，包括隨意性支出、剛性支出和債務利息支出。隨意性支出包括軍費等准剛性支出，基本隻能靠發債來解決。剛性支出包括社會養老和醫療保健等，加上債務利息支出的部分，就會遠遠超出政府的總稅收收入。

以2011年財政年度數據為例，這兩項支出比政府總稅收收入多出1760億美元。政府的收入主要來自稅收。減稅政策從微觀上來說對納稅人是有好處的，但是從宏觀上來說，減稅以后，政府的財力減弱了，刺激經濟卻需要大量資金，政府稅收不足以支付開支，隻有通過舉債的模式解決資金敞口。困窘的財政逼迫政府發行更多的債券，美國政府債務總額逐年上升，且不得不持續上調債務上限。因此，即使財政懸崖的危機得以暫時化解，美國債務上限的難題仍擺在政府面前。

奧巴馬醫療改革

歷史經驗表明，重大的危機通常會引發深刻的社會變革。為應對次貸危機，一方面迫切需要加大公共服務支出，提升普通民眾的福利水平，彌合貧富差距﹔另一方面，又面臨著政府財政去杠杆的要求，需要適當降低社會福利開支。

奧巴馬的醫療改革試圖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即通過加強醫療保障，提升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准，彰顯美國社會的適度公平。醫改法案宣稱，政策的目標在於改革沉?難愈的現有醫保體制，讓更多美國人享受能夠支付得起的高質量醫保，減少美國在醫療保障方面不斷上升的支出。

其核心內容包括：在新的醫保制度下，所有人都必須“強制”上保險﹔政府將推出公共醫療保險計劃，與私人保險業者競爭﹔保險公司必須為民眾提供基本保障，不得以“已經罹患疾病”或其他理由拒絕為投保人承保﹔新醫保將降低過高的醫院費用、醫生服務費、藥品和治療等費用﹔醫療保險公司需將險種產品透明化，以便於各類人群挑選適合自己的險種。該法案於2010年3月由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實施后將使全美大約3200萬沒有醫保的人獲保，使醫保覆蓋率從85%升至95%。

由於奧巴馬醫改法案的部分內容剛開始正式實施，有的內容如關於雇員達50人以上的企業必須提供醫保的強制條款已推遲到2015年生效，所以目前還沒有統計數據全面評估醫改法案對美國社會的影響。

但從具體條款看，這一新法案有可能對美國的就業率和預算赤字造成影響。第一，這一法案有可能影響就業。新法案要求，雇主需要對每周工作至少30小時的全職雇員提供醫保福利，雇主可能因此而減少雇員或者雇員的工作時間，以規避醫保責任。第二，擴大醫保范圍、提高醫保質量，必然意味著財政開支的擴大。

盡管奧巴馬承諾新醫保所需的經費將從“削減浪費”中獲取，不僅不會增加財政負擔，反而有助於減少赤字，但極具威信且中立的國會預算辦公室卻給出了相反的結論：政府未來10年要為此多支出1萬億美元。

除了就業和預算赤字，民意調查還顯示，民眾對奧巴馬醫保改革的疑慮還源於他們對政府干預的擔憂。美國社會限制政府權力，反對政府干預的主流意識形態長期主導政策走向。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開始實施大規模救助，直接干預救市，引發廣泛質疑和爭議。醫保改革是奧巴馬政府又一次大規模的干預行動，許多反對者認為醫保改革中的政府干預存在過度傾向。奧巴馬的大力推動，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以來的第二次思想大碰撞。

共和黨眾議員埃裡克·坎托(EricCantor)認為，這種由政府提供的醫保選擇“會制造不平等的競爭環境，從而破壞私有市場，減少醫保項目的可選擇范圍，最終將出現由華盛頓的官僚們來掌控家庭醫保決定的局面”。

而與此針鋒相對的是，保羅·克魯格曼認為政府在醫保領域發揮作用值得提倡。他認為，如果政府不干涉，會有許多人連現有的醫療保障都享受不到，“沒有任何政府管制就能成功的醫保市場過去從未有過，將來也永遠不會有”。

盡管奧巴馬政府在相當困難的條件下使醫療改革取得了不錯的階段性成果，即國會通過了改革議案，但對照美國歷次重大社會改革的經驗可以看出，這次改革仍存在諸多爭議，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一是犧牲大眾的效率換取小眾的公平。美國醫改到底應該走公平路線，還是走效率路線？顯然，奧巴馬選擇了難度較小的公平路線——一條“劫富濟貧”、實現全民高福利的路線。歐洲的長期高福利使部分歐洲人淪為不思進取的懶人，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已遠不如美國。

奧巴馬的醫改讓美國1億中產階級與3000萬無保戶共享同樣的醫療待遇，隻能大挫中產階級的積極性。當然，政府對老弱病殘等弱勢群體提供一定的福利是應該的，但是如果過了頭，對全民放縱地實施高福利政策，隻會造成一個沒有競爭力、不健康的社會。美國醫療體系存在的最嚴重的問題並非公平問題，而是效率問題。解決這些痼疾尚需更有針對性的改革，缺乏針對性的改革隻能是撿了芝麻而丟了西瓜。

二是需要建立起跨黨派的政治基礎。歷史經驗表明，一定程度的跨黨派共識是重大社會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民主黨政府曾主導過的重大改革，無論是社會保障制度(1935年)、《民權法案》(1964年)，還是醫療照顧政策(1965年)和福利改革(1996年)，都得到了相當多共和黨議員的支持。而這次醫療改革是美國近3/4個世紀以來唯一沒有取得跨黨派共識的重大社會改革。執政的民主黨始終未能取得共和黨的有效支持，共和黨議員在所有議案的表決中僅投出兩張贊成票，這使得醫改的后續階段舉步維艱。

三是未能有效降低國民衛生支出。醫療改革的主要目標是遏制高速膨脹的醫療保健費用，減少政府財政赤字。2009年，美國23位知名經濟學家聯名向奧巴馬總統發出公開信，強調控制醫療支出、減少政府赤字是醫療改革一個非常重要的長期目標，並提出了改革中應包含的幾項要求，以實現收支平衡。但反復權衡出來的最終版本的改革議案離這個要求仍然有不小的差距。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有效抑制醫療費用的增長，奧巴馬的醫療改革就難言成功。

金融過度監管的傾向

次貸危機的爆發暴露出美國金融監管體制存在著重大缺失。危機發生后，美國積極實施了一系列的金融監管改革措施來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管。

監管機構針對金融市場的違規操作以及金融危機止贖事件展開調查，並對違規對象罰以重款。2010年，SEC稱高盛集團在危機爆發前，受保爾森對沖基金(Paulson&Co。)委托，設計、出售與次貸相關的金融衍生品，保爾森對沖基金做空該產品，但高盛集團未向投資者透露這一關鍵性信息，保爾森在此次交易中成功套利10億美元，SEC對高盛集團的罰款高達5.5億美元。

2012年，美國金融監管局稱巴克萊銀行(Barclays)在2005~2009年試圖操縱和虛報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和歐洲銀行同業歐元拆借利率，對巴克萊銀行處以2億美元的罰款。2013年，CFTC稱，蘇格蘭皇家銀行(RBS)試圖操縱以及虛報日元和瑞郎同業拆借利率，因此對其處以高達3.25億美元的罰款。

2013年，美國金融監管局判定美國花旗銀行、高盛集團、摩根大通、美林証券、摩根士丹利這5家金融機構向加州公共証券協會自願支付游說資金，由該游說機構代表5家金融機構參與政治活動並對加州政府施加影響，在發行市政債券和州政府債券的過程中，這5家金融機構將游說資金納入債券發行成本，因此對它們處以448萬美元的罰款。2013年，美國司法部對摩根大通開出130億美元的天價罰單，懲罰其在次貸危機之前在按揭債券業務中誤導金融消費者的行為。

美國對金融機構實施過重的處罰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機構的創新以及運營效率。美國各大金融機構疲於應付金融監管機構，金融市場的效率也受到了一定影響，同時推高了美國金融資本的交易成本。

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舉措是《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出爐。該法案被認為是“大蕭條”以來最全面、最嚴厲的金融改革方案，是可與《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比肩的又一塊金融監管基石，並為全球金融監管改革樹立了新標尺。《多德–弗蘭克法案》的核心理念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改變目前超級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的局面，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二是保護金融市場中的弱勢群體，避免金融消費者受到欺詐。該法案的出台對美國與全球的金融監管體系，甚至全球未來的經濟金融格局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它也存在一些突出的爭議點。

第一，《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可操作性是目前無解的難題之一。它是美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危機以來“涉及范圍最廣”、“最具影響力”的法案。盡管該法案並未包羅萬象，但多達2323頁。法案共分16篇，需要后續制定的監管細則多達243項，這些監管細則的制定需要進行大量的研究、討論、聽証、反饋等細節工作。除了相對容易的程序性工作，金融改革法案在實際推行中都會遭遇更復雜、更艱難的挑戰。一是黨派斗爭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二是華爾街等強大利益團體會千方百計進行阻撓﹔三是金融監管改革方案涉及的監管機構有20多家，監管協調至關重要。

第二，法案中條例的實施效果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一方面，美聯儲的權力空前龐大，在監管執行方面需要大量的磨合工作。美聯儲的金融監管職能與美聯儲制定並執行貨幣政策的職能之間存在內在沖突，平衡不同的政策目標極其考驗其監管智慧。另一方面，美聯儲的權力過大，缺乏有效的制衡。一旦具有超級監管權限的美聯儲對形勢做出誤判，后果可能更加嚴重。美聯儲如何確保決策的客觀性和合理性將是金融監管體系的一個重要命題。

第三，法案的一些條例存在明顯缺陷。其缺陷主要有兩個。一個缺陷是法案沒有徹底解決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SIFI)的債權人的道德風險。法案規定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對於陷入困境的SIFI可以進行監管，如果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經評估發現SIFI資不抵債，就可以把其股權價值清零，股東將失去其股權價值。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還可以撤換所有對SIFI陷入危機負有責任的高管。這兩條解決了SIFI中股東和管理層的道德風險，但是法案為債權人的道德風險留下了空間。

因為根據法案，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作為破產SIFI的接管人，至少可以通過兩種方法提供資金用於支付給債權人或者轉讓其債權。一是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可以通過提供貸款、收購或擔保財產、承擔或擔保債務的形式，直接向SIFI的接管財產提供資金。二是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可以提供資金成立一家“過橋金融公司”，然后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批准從破產的SIFI裡轉讓出指定的財產和債務給“過橋金融公司”。

另一個更大的缺陷是法案的有序清算制度(OLA)。法案為了解決SIFI的道德風險而建立了一種有序清算制度。根據有序清算制度，法案要求所有的SIFI根據其對金融系統的風險權重支付一定的保險金，並以保險金為資產設立一個有序清算基金(OLF)。當SIFI出現危機的時候，可以通過有序清算基金提供融資。通過這種方式，既切斷了政府救助的通道，又可以給SIFI之間的相互監督提供激勵。

但是，最后出台的有序清算制度規定保險金在SIFI出現危機之后支付。這種事后支付制度實際上把某一個SIFI造成的風險又轉嫁給了整個金融系統，加上法案為救助SIFI的某些債權人提供了間接便利，法案旨在實現的降低SIFI及其利益關系人道德風險的立法目標大打折扣。

第四，法案的條例可能引發一些風險。首先，為了促進多元化、多層次的公司進入市場，以更低費用進行套期保值交易，法案規定降低常見類型的衍生品的交易成本，但這可能使得部分市場向海外轉移以躲避美國的監管，而個性化的衍生工具將面臨價格上漲的風險。

其次，法案規定設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來對提供信用卡、支票、抵押貸款和薪資貸款等消費者金融產品及服務的金融機構實施監管，加強了政府執法機關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以避免次貸危機中住房抵押貸款以及信用卡濫用等失當金融行為損害投資者利益的故事重演。由於在消費者方面所投入的成本大大提高，銀行可能會通過削減免手續費的服務項目的手段來提高平均收費標准，從而抵消劣質顧客帶來的損失。

再次，法案規定創建一個金融穩定理事會來負責監測和處理危及美國金融穩定的系統風險，但這是監管機構的臨時干預，而非更有預見性的基於規則對危機做出的反應，可能損害美國金融市場的法治精神，削弱其創新活力。

最后，法案規定限制銀行自營交易及高風險的衍生品交易，自營交易資金規模不得高於自身一級資本的3%，並且要求享有信息優勢的復雜產品交易商將風險最大的衍生品交易業務拆分到附屬公司。考慮到自營交易及高風險的衍生品交易在華爾街收入中佔據較大比重，《多德–弗蘭克法案》將使一些金融機構的經濟收益受損。

總體來看，《多德–弗蘭克法案》是美國金融監管的一場重大變革，在許多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改革嘗試，但如何達到法案所預設的基本目標，仍將是美國金融監管機構面臨的巨大挑戰。

(文/証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