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島】朱明國落馬細節：原本計劃出差 在白雲機場被帶走【2】

明星朱明國

在廣東，朱明國稱得上“政治明星”。

這位時有驚人之語的官員，雖然職位是承擔維穩任務的政法委書記，但是他總在不同場合強調，對媒體要有“承受力”和“容忍度”，要“善待媒體，尊重媒體”“把輿論監督作為加強和改進政法工作的幫手”，“順應民意，回應關切，改進工作”。

因此，在當地的一些媒體眼中，朱的“一直善待媒體”，不僅在各種場合主動“爆料”，也願意接受媒體的採訪。他甚至在一次接受採訪后笑著對記者說，自己就是給記者打工的。類似的表述，是“給人民打工”。

“順應民意，回應關切”的表述，在朱明國處理2011年廣東爆發的烏坎事件時稱得上名符其實。

當時，因為土地和腐敗問題而爆發的烏坎，一度氣氛極為緊張。擔任工作組組長的朱，卻直截了當地表示“群眾的主要訴求是合理的，部分基層干部在工作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表態“大多數群眾的一些過激行為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黨和政府不會追究他們的責任”。隻要誠意跟政府解決問題，“什麼事情都可以談”。甚至對於組織者挑頭者，他也說“可以考慮從寬處理”。

在見諸媒體的報道中，當時進入烏坎和村民談判，共進午餐的朱，受到了熱烈歡迎。廣東官場小鑽風告訴島君，也正是因為此次危機處理中的“開明包容”，朱在廣東官場和民間的印象分都增加不少。

在事后的全省總結會上，朱明國聲色俱厲地批評當地干部“久拖不決釀嚴重后果”，稱“群眾已經被激怒起來了，你才知道什麼叫力量”。

或許是這次事件的經歷，讓他在政協換屆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要耐心傾聽群眾的意見，打撈沉默的聲音。”

政壇雙面人

朱明國是一個值得挖掘的人物。

在回顧自己的成長史時，朱曾經動情地說道：“我從一個廣東貧困的農家孩子，成長為黨的領導干部，我深感個人的努力微不足道，組織和人民的培養之恩，地厚天高。”今年，在黨校學習的他，也曾把焦裕祿引為榜樣，稱“自己這個年紀的干部從小就是在焦裕祿精神的影響下學習、成長起來的”，“焦裕祿是我們從政的老師、標杆，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而這樣一個“苦孩子”，也在2007年十七大廣東代表團發言時說：“要預防貪官摔在批地上、倒在高樓下、毀在紅包中、垮在買賣關、死在路橋邊、爛在色情裡。”

一語成讖。

按照一些媒體的套路，你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就會看到鋪天蓋地的“朱明國反貪語錄”。這種做法，不能說沒意義，但是格調不高。所謂“打臉”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因為言語的靶心已經失去了抗辯的力量和機會。雖說“痛打落水狗”，但是也不能淪為簡單的情緒發泄。

毋庸諱言，朱明國在各種任上的一些說法，還是很精彩的，有許多頗有見解。

比如，在紀委任上，他就曾寫過兩篇文章，分別分析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政模式﹔而在一次會議上，他也批評走馬燈一樣更換縣委書記的做法，認為縣委書記干一兩年就走，“說白了就是欺負老百姓，就是拿老百姓開玩笑。”當過縣委書記的他表示，“沒有五到七年，很難把一個縣治理好”。

我有時會想一個問題：一個有過貪腐經歷的官員，尤其是高級別官員，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究竟是什麼樣的心態？且不說收了錢晚上睡不著覺這種推測，一些吃喝根本不愁的官員，白天是勤政能干的官員，晚上是花天酒地的日子，人前一套，人后一套，這種角色的自如轉換是如何完成的？如果說利益輸送是為了家庭尚可“理解”，那麼如果是“大家都這麼干”、“不這麼干不行”、“這是規矩和規則”的時候，是不是就應該反思政治生態的問題？尤其是，作為紀委書記的他，親手把很多官員拉下馬、送進號子的時候，自己心裡想的究竟是什麼？

2011年，朱明國在《學習時報》上發過一篇文章：《換屆：進退留轉話官德》。字裡行間，透出他對官場眾生相的深諳：“有的一心晉級升檔，四處活動，拉關系、走門子﹔有的當退不想退，離巢還戀棧﹔有的感到提拔無望，精神不振，在其位不謀其政﹔有的挑肥揀瘦，對職務安排不滿，不願去‘清水衙門’和欠發達地區，向組織講條件，對群眾發牢騷﹔有的紀律鬆弛，違紀違法﹔有的甚至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違規提拔，等等。”

文章裡，他歸納了這種現象形成的原因。有“官德”和黨性的缺失，也有考核監督機制的失位。而他本人，在仕途戛然而止的今天，也得有人來總結其中的原因。

不過，巧的是，文強死的日子，恰好是朱明國升官日。而今，當老朱在機場被架走的時候，是否會想起過去的這位老部下呢？（文/公子無忌）

(責編：姚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