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涉文藝作品的界限在哪？

文藝作品的生態圈應該如何成長，一直是社會各界都非常關注的話題。它既不像轉基因食品那樣，需要有尖端的科技知識，也不像京津冀一體化這種，需要對國家政策風向有敏感的嗅覺。文藝作品就像路邊的一大塊草坪，人人都看得見摸得著。那這塊草坪修剪成什麼樣子比較好，自然變成了誰都可以發言的開放議題。

莫言一人得道后，雞犬升天。不光是祖宅金光四射，就連地裡的蘿卜都變成了文曲星下凡的隨身聖物，被拔了個干淨。隨之而來的光環，雖然再也大不過諾貝爾文學獎，但也足夠后半輩子用了，其中一個光環就是被迫不及待地收錄到了中學的語文課本裡。

眾所周知，莫言的作品，包括國內一些知名的現代文學作家的獲獎作品，他們寫出來的東西不是給小孩子看的，雖然當今中國可能隻有小孩子還在讀書。社會環境、感情糾葛、生活狀態是成年人的戲碼。小孩子一方面看不懂，不能理解，另一方面也會冒出來許多本不該現在就太了解的問題。

私下閱讀也就罷了，當這些文章入選教學課本時，也許這整個教育氛圍就都不好了。尷尬的處境可想而知，學校社會左手要教孩子們如何理解莫言的偉大，右手還要捂住學生們的眼睛，告訴他這段你別看。善於聽話的孩子們這麼發展下去，遲早精神分裂。

這都源於人們對文學的敬畏，早就變成了對獎項的崇拜，同樣也包括教育部門。坦白說，如果莫言沒有獲諾貝爾文學獎，他依舊是那個不溫不火的鄉土文學創作者。我們身邊的一切質變不是來自社會對文學認知的積累，而只是通過某一個獎項來讓這個作家開始流行。

還好莫言實在。在面對中學生對他作品尺度問題的詢問時，他坦白說：“結婚以后再讀我的作品。”

這條新聞讓人們想起了中國最神秘的“審查制度”和國外實行已久的“分級制度”。廣電總局的審查制度一直被人們吐槽，他們以高標准嚴要求的自我閹割態度，硬是把所有大陸民眾的審美審丑、價值觀建設統一到了一條很低水准的戰線上。每當提到審查制度，人們都會拿國外的分級制度做比較。從這次莫言的作品尺度問題，人們同樣開始呼吁建立出版物的分級制度。如果有一個行業標准，能像田埂一樣劃分區域，讓觀眾、讀者能知道哪塊地裡種的是什麼口味的東西，豈不妙哉。注意，這田埂是分級，不是審查。

分級和審查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分級是引導。一塊田地，老農民都知道要摻差著播種，西邊的地種玉米，東邊的地就種小麥。也許老農民說不出來生物多樣性的理論，但他們骨子裡知道這樣分塊耕種既能分擔風險，同時也有利於兩塊地裡的作物共同成長。反之，如果所有地裡隻種玉米，那大概是《星際穿越》裡的世界末日來了﹔如果毫無計劃的播種，什麼都往地裡扔，那最后得到的也隻能是一片荒蕪。

當然，在分級之前的動作確實是“審查”，但最終目的和結果是不一樣的。我們現在的審查制度，對電影、電視還好說，每年的出版容量都是固定的，沒有廣電總局的批號，拍出花兒來也不可能讓你上映。

但對出版物就不同了，中國每年出版的書籍上百萬種，要想一本一本預審再發也不現實。對於圖書行業，也都是基本採用先發后審的態度。一本書出版了、上市了，如果引發了什麼不令人滿意的效果，或造成了什麼輿論形成，那這本書很可能就要回爐了。而出版屆因為文化人、知識分子遠遠多於影視圈裡識字讀書人的數量，自然更清楚界限在哪裡，什麼可以碰，什麼還不是時候。當知識分子有了這種自我預審的警惕性之后，加上看書的人本來也沒有寫書的人多，出版界的審查制度運行起來也就比影視圈讓人“省心”一點。

審查的結果通常是修改，或者斃掉。分級的最終目的不是對作品本身的干涉，而是由此決定這部作品應該放在那個分欄裡。

承擔這項工作的隻能是政府組建的職能部門，如果樂觀的話，聯合一些社會上的諸如文聯、作家協會之類的組織共同完成。這就涉及到了一個市場化取舍的問題。當我們強調文化的自由性與市場自由化的時候，一項政策法規，一條制度確立，甚至是一家公司的產品研發，是應該順應市場需求，並且迎合貼合它，還是保持自我獨立的態度，有引領其發展的雄心和能力。

舉個例子，在喬布斯決定做iPhone的時候，市面上手機多的是，在當時也完全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如果向市場妥協，蘋果應該繼續沿襲諾基亞之類的抗摔、結實，待機好幾天不帶“血紅”的手機優良傳統。

但就是這麼任性。蘋果做出了世界上最棒的手機操作系統並配以最棒的手機硬件，雖然也有不少缺點，但iPhone驚艷了世界，也引領了全球的審美。蘋果的IOS不斷迭代更新，尤其在從6.0到7.0 的這一版中，他們大膽採用了扁平化設計。起初，這讓蘋果的老用戶們十分不習慣，分分抱怨新系統丑。慢慢的，整個設計界都扁平化、極簡化了。這就是引領和妥協之間的最典型案例。

一個產品如此，一項政策的方向依舊是這樣。在對文藝作品的定位和評價過程中，我們應該以第一人稱的責任感去干預他，還是以第三人稱的觀眾角度來順應他？中國的文藝作品分級制度勢在必行，其中把自己放在什麼角色上是最先要考慮的問題。這也絕不是幾個人坐在屋裡拍腦袋就能決定的事情，需要開放討論，需要專家學者的聲音，也需要最廣大受眾的意見。

記得曾經記者採訪相關官員，關於電影分級制度的看法，該官員說：“因為不好管理，所以不進行分級制度。”看到這樣的邏輯，就好像在說“因為我懶，所以我不吃飯”一樣讓人啼笑皆非。這些事並不難做，也不是沒有前人做好示范。當我們呼吁盡快建立分級制度時，我們更渴望的是多元的文化市場，自由獨立的精神碰撞。分級制度不該變成類似於《海斯法典》般抗爭姿態的另一種寫法，它應給我們帶來新的繁榮。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