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抉择【2】

（四）只有回首过去，我们才知道自己已经走出多远。

 

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为资本主义灭亡后的未来社会提供详细的蓝图。他们只是粗略地设想，未来的社会将实行计划经济，商品货币关系将逐渐消失。

 

苏联一度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新中国开创者们的脑海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以苏为师”，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容置疑的理论原则。

 

今天回头来看，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从1956年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中就已初现端倪。然而，“一大二公”观念的重压之下，“三自一包”的小草无法抬头；“体制下放”的向下分权，不时遭遇“一平二调”的台风横扫；反复出现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有如昙花一现，“放—乱—收—死”的魔咒始终挥之不去……思想观念的僵化、认识水平的局限，让种种尝试都只能是计划经济框架下的修修补补。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终未跳出苏东国家经济改革模式的“上限”。

 

经济体制的弊端与政治运动的冲击，不仅窒息了市场经济的发育，甚至令计划经济本身也难以为继。多年的计划经济虽然打下了共和国工业化的基础，但二三十年过去，中国经济仍然是短缺的经济、贫困的经济、僵化的经济。

 

一个被人们反复引用的事例是，沈阳有两家厂，一家变压器厂，归机械部管；一家冶炼厂，归冶金部管，变压器厂需要的铜由机械部从云南等地大批运来，而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家企业不能横向联系，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那时的《人民日报》曾刊发一幅漫画：某家企业为了买打字机，坐火车到北京来请示，相关部门领导办公桌上的文件堆起厚厚一摞。

 

危机，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变革，指向经济活动的最关键环节——资源配置方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破除思想迷信，坚持实事求是，整个中国的精神状态为之一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日益兴旺，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商品经济的概念日渐深入人心，中国在摸索中向市场经济一步步靠拢。

 

发生在1992年的决定性转折，给改革开放后持续14年的计划和市场的争论画上一个句号。党的十四大郑重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确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创新；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进入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时期……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打开了现实的大门；那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确立了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奏响了改革大业最激荡人心的恢弘乐章。它不仅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径和走向，更造就了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变。

 

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抉择。顺着这条轨迹，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单兵突进的初始阶段。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经济制度创新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以及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相互交织、相互支撑。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正驶向更深、更远、更壮阔的海面。

 

（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创新。

 

究竟是背弃马克思主义，还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从孕育之日起就面临着这样尖锐的拷问。

 

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曾经预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将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全社会有计划的生产将取代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列宁也的确曾经强调，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但是，“在将来某个特定环境中，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作为秉持科学态度的理论家，马克思从来不曾将理想彼岸的目标，强加给还在现实此岸的人们。作为实事求是的革命者，晚年的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就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兼具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解放思想的勇气。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反对以理想取代现实，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为市场经济的引入奠定了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对抽象意识形态争论的釜底抽薪。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南方谈话，撕掉了长期以来贴在市场经济身上的资本主义标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道经典著作上找不到答案的“世界性和世纪性难题”由此破题。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回答。它驱散了缠扰众人心头的迷雾，解开了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大问号，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为丰满，更加鲜活，更具时代性。

 

（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大亮点。

 

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照搬过本本，迷信过教条，走过不少弯路。高昂的学费让我们警醒：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强国富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走自己的路，谈何容易。每一步创新，都面临着保守僵化的教条和超越阶段的激进的双重挑战；每一次突破，都曾遭遇继承和发展、现实与长远、渐进与闯关的两难选择；每一项决策，都可能要触动既得利益的奶酪，迷失于“做蛋糕”和“分蛋糕”的众口难调。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非公经济的发展，会不会蚕食社会主义的公平？市场失灵和政府滥权，哪一种风险更大？效率与公平，孰轻孰重？怎样才能实现双赢而不是双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正是在与诸如此类棘手问题的遭遇战中向前推进。唯其卓绝艰难，更彰显意义重大；越是错综复杂，越需要智慧高超。

 

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掀开了当代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幕。20年来，始于经济领域的破冰，在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激起巨大回响，为全方位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动力：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公平正义，构建法制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牵引力；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让经济发展惠及更多民众，和谐社会建设是市场经济推进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选择……

 

如果说，20年前的巨大转折，是从僵化的理论中振兴了社会主义，那么20年来的辉煌实践，则以艰难的探索刷新了人们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认识，为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开辟出一条全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