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中国如何实现十八大经济共识？【2】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也意味着执政权力将向总理进一步集中，其考量可能是出于保持整体政策的连贯性，强化执行力度。

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城乡一体化也被重点突出，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增加投资，也将通过城镇化来实现城乡结合，来推进城镇和乡村的协调发展，增加人民收入，并实现消费的最终增长。

当然，更有内涵的城镇化需要产业升值、服务业的发展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这样才能保持发展模式的竞争力。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金融市场化必须加速，打破国有体制对金融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垄断，扩大民营资本对这些行业的准入，投资与营运。

在这一过程中，更需要加快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同时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保障制度也将同时覆盖城市和农村居民。社保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一向是学界公认的推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而很多相关研究也表明，社会保障的投入可以产生成倍的最终支出，也有利于中国真正实现消费推动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此基础上，收入的公平和有效率的分配，则是重要的配套举措。在这样的过程中，需要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的完善，更加重要的是进一步推进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所有制改革，使政府税收更多的用在民生上，并真正确立纳税人制度。

这样的一幅完整愿景，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思维。事实上，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取向，中国领导集体早就在过去的讲话中多次提到，总体思路与正在实施的十二五计划也基本相同。

重要的是，在十八大上对这一发展思路进行明确描述，并形成经济共识，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保持已经确立的政策基调，同时，这也暗示中国将顺利完成领导集体的顺利过渡，这对于外界观察者来说也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方向大致确定。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意味着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这样的政策并不意味着中国仍将忽视消费，恰恰相反，保持投资增速，事实上是在一定经济发展速度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转型的发生，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转型。

当然，留给第五代领导集体的不只是“十二五”余下的2013-1015年，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的10年作出规划。按照目前的发展规划和速度，而到2016-2017年左右，中国人均GDP将很可能接近1万美元，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计算，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将接近1.7万美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经历市场普遍担心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当口，如何在制度改革上进行顶层设计，使制度与生产力相匹配，获得持续发展和增长，才是第五代领导集体面临的真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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