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美国对华经济阻遏将更严厉

中美关系60多年来先后经历了战略敌对、战略合作和战略模糊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延续了大致20年。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和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分水岭，中美进入一个战略竞争的新时代。

中美的战略竞争表现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外交动员、文化魅力等多个方面，但当前及今后若干年，两国在经济发展绩效上的竞争，将直接决定中美整体的战略竞争格局。与小国只需在比较优势原理下提升本国民众福利不同，具有国际抱负的大国不能简单遵循比较优势下所形成的固定产业结构，而是要通过国家力量介入市场，培植和促进在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都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群)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为何一直没有抛弃国家作用的重要原因。

中美在经济发展绩效上的竞争，绝非仅仅体现在GDP总量上的竞争，甚至也不完全是居民收入水平的竞争。房地产所制造的GDP和波音飞机所制造的GDP，尽管在量上可能相同，但在大国竞争中的优劣不言自明；同理，依赖传统能源所创造的GDP，同开发新能源所创造的GDP，更是不能同日而语。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的英国能够轻而易举的打败和它在GDP规模上不相上下的清帝国。剖析大国之间GDP的构成，才能获知两国间的差距。

过去30年特别是近十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是依靠消费类的低端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不容忽视的是，高铁、“神舟飞船”系列、“辽宁号”航母、华为、三一重工和国产大飞机等，都是中国高端制造业逐渐崛起的重要信号。而这才是让美国感到紧张的核心方面。近年来，美国对华为和三一重工所发起的“讨伐”，其意义远胜于2003年开始的人民币汇率“战争”。很多美国人心知肚明，中国对美国在低端消费类产品上的出口，无关两国战略竞争大局，而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是中国对美国的变相福利输出。但是，对华为和三一重工以及更早的中海油的敲打，则是实质性的“棒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和日本在钢铁、汽车、电子等关键产业领域，对美国产生的竞争压力，至今让美国心有余悸。如果不是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成功引领了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美国可能霸权不保。如今面对中国类似的产业竞争，美国一方面通过新能源革命来拉开与中国的产业地位差距，另一方面则是祭起“投资保护主义”的大旗，全面阻遏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扩张步伐。

原本强大的军备和美元是支撑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两根核心支柱，而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以及在东亚形成一个人民币集团，将是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巨大挑战。美国不一定真心关心中国的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但一定会对人民币的国际化予以高度而且真心实意的“关注”。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美国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和人民币的崛起将会采取更加严厉、更加精密的阻遏措施，对此，中国需要在心理、研究和决策等多个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