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重构“名表事件”中的信任链条

　　12月8日，甘肃省纪委就网传“兰州市长袁占亭疑戴名表”事件作出回应，称袁占亭所戴的3块表中，价格最高的只有25100元。随后，爆料人“周禄宝”表示，对于甘肃省纪委的调查结果非常不满意。“网络陆续提供了兰州官员袁占亭在当地快速公交BRT工程建设中涉嫌不作为、老婆参与等直接有据可查的问题，而甘肃省纪委对此并没有做出回应。”爆料人表示，已拟好相关材料，将其寄给中央纪委。(《成都晚报》12月10日)

　　当反腐成为公共治理的常态，在“爆料——辟谣——质疑——断论”的跌宕起伏中，不仅检阅着世态人心、权力生态，更考量着监督理性、公信质地。“名表事件”稍有风声，秉持对权力者的合理质疑，公众自然倾向于宁信“爆料人”的求证，这个道理不复杂：一是在反腐需要极大勇气和胆识的当下，“爆料人”敢于面对镜头、面对民众，“应该”不会是无中生有；二是地方监督部门的回应从逻辑和证据上看，显得未必那么扎实。当然，真相从不会来自“应然”，只有板上钉钉的“必然”，方有公平、正义可言。

　　毋庸讳言，“表哥”、“表叔”等反腐实证，某种程度上坐实了民意“无风不起浪”的一些偏执。当这样的想象，代偿了制度求证的严谨，即便多多“得逞”，依然不能说是公民社会之福。那么，仔细甄别一下，“名表事件”中的声音，确实有值得公共议题警醒的部分——最要命的，是“无限不信任”——当公权部门失去信用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是一个悖论：政府永远是要接受民意挑刺的，公信永远是要被质疑的，那么，在官民对话或博弈的时候，信任就是永远不存在的？眼下而言，重构“名表事件”中的信任链条，也许与穷究“名表事件”的真相一样重要。

　　首先，面对公共事件，最理想的状态是“政府懒于辟谣，科学机构(专业监管)精于辟谣，行业协会忙于辟谣”。因为政府往往利益攸关，多说无益；而科学机构或善于求证的制度能给出理据分析，身份独立而更易于表达；至于行业协会等，扮演救火角色，缺哪儿补哪儿。遗憾的是，我们习惯于动辄以政府权威出面“否认”，屡搬石头自砸脚面之后，反而平添了民众的不信任感。

　　其次，尤其是涉及贪腐线索时，信任的前提是公开透明。“名表”不过是个引线，就如当年的“九五之尊”，民众的不信任在于：名烟、名酒、名表固然消费得起，只是，在这些看得见的奢华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说不出来源的消费行为？对细节的吹毛求疵，不过是财产公开缺位后的“不得已之举”。财产申报及公示不能到位，“怀疑一切”就成为“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美好借口。

　　有人说，“怀疑与解释之间的不对称性在于，怀疑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而解释的理由却总有个尽头。”类似“名表事件”，靡费在猜谜与解谜上的公共资源日益高企，而一旦事件坐实，信任链条不能有序重建，则加在信任失衡与断裂上的砝码更为沉重。重构“名表事件”中的信任链条，寄望于更为理性与制度化的反腐路径，蛛丝马迹才不至于放大成可疑的偏执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