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涛：闯红灯，不能全怪行人

　　根治“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在强化教育引导、提高公众素养和规则意识的同时，也应改进城市管理，科学设置信号灯

　　近来，网络上流行一个词，叫做“中国式过马路”，意思是说，中国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确实，在一些大城市，行人乱闯红灯的现象十分常见，一些闹市区的路口人车混行，拥挤不堪，十分危险。

　　毫无疑问，“中国式过马路”，是法不责众的心理体现。在现代城市快生活节奏下，一些人缺少安全意识、心态浮躁，在红灯面前等不得。你急、我急、他更急，一旦形成了群体效应，原来的“红灯停、绿灯行”、排队守秩序等交通观念就被丢在一边，过马路就会扎堆前行、抢灯抢道。

　　但是，在分析闯红灯的症结时，一味指责公众素质不高、行人无理，并未看到问题的全部。行人闯红灯，还与一些城市交通规划不科学、绿灯时间过短、人车关系处理失衡等密切相关。闯红灯，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现今，大城市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上有点偏向机动车，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个明显的规则是，红灯亮时，允许机动车右转，这必然与行人产生冲突。在一些城市，人行道上绿灯亮时，左转车道的绿灯有时也会同时亮起，行人走到马路中间，又会和左转车辆产生“交集”。

　　不仅如此，在绿灯时限上，车行绿灯也普遍长于行人绿灯。即便红绿灯能够把行人和车辆分开，由于人行绿灯时间偏短，随着城里的马路越修越宽，不少老人、儿童，哪怕紧跑慢跑，用一个绿灯的时长都过不了马路。一旦马路中间没有安全岛，他们就会陷入“不闯红灯、即无处可去”的尴尬境地。

　　所以，“中国式过马路”表象的背后，反映的是行人与机动车路权分配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根治“中国式过马路”的乱象，在强化教育引导、提高公众素养和规则意识的同时，更应改进城市管理，充分保障行人路权。

　　据报道，在发达国家，十字路口的行人路权都要高过机动车的路权。只要行人给出一个清楚的手势，或是将一只脚跨入到人行横道上来表示要通过的意向，机动车就会主动停下来让等待的行人通过。中国的交通管理，也要引导机动车司机学习发达国家的行车意识。只有人、车双方互相让行，才能为有序的交通提供前提。

　　事实上，和国外相比，中国人的忍耐限度并不低。前不久就有媒体调查发现，中国人等红灯的忍耐时限是90秒，而德国人是60秒，英国人只有45秒。交通部门在红绿灯的设计上，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按中国的城市特点、马路特征和人们的心理特征，充分尊重行人需求，科学设置交通信号，合理组织交通要素。随着这些人本化措施和设施逐步实现，再辅以必要的管理措施，中国人过马路未必就真的那么“不文明”，中国城市路口的交通秩序未必就真的那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