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士达：中国新诗何去何从？

面对我国日益颓废的新诗状况，德高望重的著名老诗人贺敬之不久前提出“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的重要命题。窃以为，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解答问题，让我国诗文化真正走向新生和复兴繁荣，实在是新世纪我国一项重大的文化创建工程。

诗歌可称为我国的国粹。从古至今，我国涌现出数不胜数、历久不衰的诗篇和无数彪炳史册的杰出诗人，国人以学诗、作诗、咏诗为雅事，以成为诗人、诗入典籍为荣光。诗歌还被列为华夏文化“诗、书、礼、义、乐、春秋”六艺之首，成为中华先进文化的瑰宝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诗歌如今已风光不再，甚至可以说，我国诗歌走到今天，一变千年来的盛兴荣华为时下的衰落颓败，好像是从天上跌落到地下！不要说国外文化人士对中国诗歌现状大惑不解，只要是一个稍有文化的国人，观察浏览当今的中国诗坛，就可大致得出如下结论：诗歌再没有昔日的风光，诗歌再没有热闹的市场；写诗的竟比读诗的多，一边是诗人们的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一边是人们对诗歌的不屑一顾、敬而远之！

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这里有种种原因，但窃以为“三不到位”是重要症结：理论研究不到位，指导引导不到位，规范规定不到位。为什么在中国诸多文体中新诗下滑衰败最为深重？一言以蔽之，完全是“新诗”的自我堕落导致的，诗歌偏离了时代、偏离了社会、偏离了人民大众，自然被小化和边缘化！

“人间要好诗”！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重振诗歌雄风十分必要。让中国诗歌走出困境，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诗体，可谓刻不容缓。那么，“救救诗歌”路在何方？

纵观我国诗歌的发展史迹，以胡适倡导“五四”白话新诗为开端，中国新诗至少有过30年的探索和创造。尽管有了基本成型的新诗形态，但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探索和创新，却让它继续走向不归之路！

那么，今天我们何以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我认为，应该通过古典诗词、民歌和“五四”以来自由诗的“三结合”产生新体诗歌，要坚持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在内容上，新诗须担当时代和社会责任，多反映现实生活，为人民鼓与呼，敢于抒发“真的声音”；在形式上，至少有三条标准：一是语言简洁精炼，句式与段落整齐而美观；二是必须押韵且有一定节奏，易诵易唱易记，读之抑扬顿挫；三是通俗易懂，富有诗歌传统和民族特色，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诚如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老教授吴奔星先生多年前强调的：“中国的诗，应该打着自己的旗帜，走我们中国自己的路。”

我认为，新诗体的创建应该由著名高校、中国作协、中国诗歌学会等部门组成强有力的工作班子，联手进行研究攻关，而且应该做好新诗体的教育和普及工作，让诗歌爱好者、特别是高校的文科生受到最基本的新诗创作与欣赏的知识教化，报纸杂志也要多刊发“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诗，共同促进新诗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