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未来十年军事风险，管控潜在冲突【3】

　　军事风险有多高？

　　阮宗泽：在管控军事风险上，应该说中美有共同价值和利益，即避免双方在军事上摊牌，所以战略沟通很重要。而规则的制定也很重要。中美关系中最脆弱的短板是军事关系。我将中美军事关系比作中美关系大家庭当中最具悲情色彩的孩子，美国人生气了，中国人生气了，都要揍他。我们跟美国提出了两军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一是对台售武问题，二是美国舰机对我的抵近侦察问题，三是美国内不公正的立法限制。其中，关于美国舰机对我的抵近侦察问题，美国人说，你也可以来呀。我相信今后十年，当我们的舰机可以到夏威夷、洛杉矶去作客，也有可能去美国东海岸作客时，才有力量改写这个规则。

　　王帆(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我们必须把危机管控放在一个大战略的规划之下，要有从弱国向强国发展关键期的大战略设计。我们不能重复美国式的发展道路。美国的战略理念包括发展初期马汉的海权思想，冷战时期的遏制思想，还有和地缘政治相关大棋局的部署等。中国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战略理念，关键是要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总体战略方向之下来设计。

　　以前我们讲，只要中美关系稳定，东亚热点问题就大不了。但如果说这些热点问题得不到解决，中美关系难以往前更上一个台阶。同时，东亚战略中，美国对外战略可能是欲擒故纵。美国通过遏制施压和挑动地区乱局对我们诱导，诱引中国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打乱中国的发展节奏，当年美国对苏联就是如此。我们必须要避免单方面、高速、片面地和美国进行竞争，保持我们稳健、渐进的发展战略。

　　吴心伯：管控和化解军事危机无非是四个方面：战略谅解、军事威慑、安全机制以及外交突破。所谓战略谅解主要是中美两家之间达成。第二个是军事威慑，中国必须对越南、日本、菲律宾等国保持可靠的军事威慑，不要让它们轻举妄动。第三个是双方没有意愿进行战争的情况下，怎么样防止海上发生意外的冲突，或者是冲突发生以后防止扩大。可以通过双边安排建立相关安全机制。最后是外交上的突破，不管是钓鱼岛也好，还是说南海问题也好，今后十年能不能有一个创造性的外交是关键。如果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实际上也可以大大地给目前海上争端降温，即降低了军事冲突的风险。

　　彭光谦：今天我们讨论未来军事风险管控，首先要承认风险，正视风险。第二要有管控危机的意志、决心和能力。第三要建立必要的危机管理机制。当今时代仍然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横行的时代。和平发展道路上布满的不是鲜花，而是荆棘，甚至地雷。不能陷入和平幻想、和平单相思。我们永远要把国家发展的方向盘和主动权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否则是十分危险的。

　　秦天：如果没有应对危机的能力，何谈管控。管控不是完全靠决心的。我们现在能力的现实差距，存在较大潜在风险。从新时期国家安全的基本要求来看，军事能力的极限要能满足国家安全底限的需要。打个比方来说，如果军事能力的极限是被子，那么国家安全的底限就是床，被子小于床就有风险，差距越大，风险越大。国家安全的底限至少包括五方面：领土不被侵犯，国家不被分裂，主权不被践踏，政权不被颠覆，发展不被威胁。而中国是唯一没有实现国家统一的大国。从这样的视角就能看出我们在能力建设上的差距。大国之间难有互信，真正的合作最后还要靠实力。只有坚定不移发展中国军力，才能防范未来的军事风险。(2012年12月22日“环球时报年会2013：未来十年的中国和世界”在北京举行，第三议题“未来十年的军事风险：管控潜在冲突”由央视英语频道主持人杨锐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