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被害人“恶逆变”是对无辜者的绑架

12月24日，河北丰宁县第一中学门口附近，殷铁军驾车撞倒23名学生，其中13人住院治疗。

在可预期的刑事诉讼流程中，此案的提起公诉、排期开庭、作出裁判自会依循司法的逻辑渐次推进。而不可预期的是，裁判未必意味着定分止争。此案的起因，同样源于一起刑案的判罚。殷铁军的女儿3年前被害，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刑和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殷不服此判多次上访。在上访无果后，作为被害人家属的殷铁军摇身一变成为加害人。

这样的“恶逆变”并不鲜见。尽管网络上不乏对肇事者的同情，但“弱者抽刀向更弱者”的报复性伤害本身，没有任何可同情之处。相对于肇事者所感到的不公，仅仅因为在某个特定时段、走在某个特定地点就被撞伤的孩子们，又到哪里去寻找他们的公正？即便未来有一个公正的判决，孩子们也不希望被撞。

“弱者抽刀向更弱者”还正在成为一种“恶传递”，传递的指向，都在社会底层。而底层民众亟须的，恰恰是守望相助，而不是相互践踏。

近年来，类似案件并不罕见，评论者通常会给这些个案贴上“报复社会”的标签，但“社会”何其无辜，要受此冤屈并被报复？如果有人愤然于司法不公，那么社会力量正可动员起来监督司法，确保其依法而为，有错必究。因司法不公而报复社会，岂非打错了靶子？

当然，在防止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恶逆变”上，社会可以做得更多。比如，当殷铁军不服女儿遇害案的刑事判决，一些社会组织能迅速提供法律援助，在合法的管道内寻求救济。另一些社会组织则迅速提供心理辅导和经济帮扶，在精神和物质层面提供实质帮助。社会组织的繁荣与社会力量的壮大，有利于创造一种基于社会自我调适的稳定。

而那些试图追问校园安保的延伸、检讨警察路面执法的覆盖率，各有其理，却难免奢侈。因为再健全的校园安保也不大可能延伸到学生回家的每一个路段，再勤快的路面执勤也不可能及时制止每一起突发性刑事案件。

强调社会责任并不是要否认司法责任。法律人常感慨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未必一致，因此司法公正也未必意味着绝对的实体公正。公正是追求，也是希望。可以暂时失望，但不能让人丧失希望。至少司法机关在程序公正上理应给民众一个交待——比如，尊重每一位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诉讼权利与合法诉求，在上访之外提供一条更有效的救济管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