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孩子“在家上学”，能被体制接纳吗

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了应试教育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有些家长终于不打算继续忍受下去了，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宁让孩子做自己的试验品，也不做学校的牺牲品”。据新华社记者了解，全国20多个城市的家长在网上成立了“在家上学联盟”，交流“在家上学”的心得与方法等。最近，武汉7对父母带着孩子来到武汉市黄陂区（原黄陂县），将木兰山脚下的一所闲置小学改建为居住、教学两用的场所。几位家长坦言，此举实属无奈，只因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失去信心，不得已只好去摸索一条能够保护孩子们天性的教育之路（见昨日《钱江晚报》A13版）。

“在家上学”，家长和孩子要冒很大的风险，一是涉嫌违法。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其次，“在家上学”的教学质量如何保证？孩子以后适应社会的能力如何？尤其是没有“正规”学历，可能影响就业，等等。

但是，就教育本身而言，这些家长要“摸索一条能够保护孩子们天性的教育之路”，确实触及了教育的本质问题，这些家长的实验、探索，对社会是有益的；即使是试错，也是一种悲情的奉献。因此，“在家上学”应该被视为一项有意义的教育实验。要让“在家上学”合法化，办法是有的：将其纳入义务教育的管理，由教育部门介入，有家长参与，双方达成一个合作方式，开辟出一个教育特区来推进这项实验。

但很可能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或幻想。教育界内肯定有一些怀抱教育理想和改革愿望的人，但是，这种志向是否为教育体制所认可、鼓励？报道中，“教育界人士说，尽管当前我国的应试教育屡遭社会各界的批评和指责，但不可否认，其教育体制是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形成”——虽然语焉不详，但是，为现行教育体制辩护的立场是明确的，问题是理由没找好：现行教育体制确实是经过了“长时间”，但是，时间长度就能保证一个事物是正确的？这种辩护，就是鲁迅反诘过的理论：“从来如此，便对吗？”而且，现行教育体制是“实验”的结果吗？实验方案在哪里？主持了这项实验？试验范围多大？多少学校、学生参与了实验？实验结果在教育界内外接受过分析、评估吗？

“在家上学”是对学校教育的不满，或者说也是一种“用脚投票”，对现行教育投了不信任票，体制中人有点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教育事业的管理者与研究者的使命，是对国家教育事业负责，对国家的未来负责，还是对体制负责？本来，两者并不矛盾；改进、完善教育管理体制，就是对教育负责，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些改进、完善的建议、做法，常常被视为添乱、捣乱。拒绝改进、完善的原因，可能是主政者不思进取；也可能是出于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应试教育，已经催生并培育起一条从教辅书的编写、出版、发行及课外培训的产业链；教育主管部门、教研部门、学校，一直到有关教师，都从这条产业链中获利。这条产业链与教育行政系统互为表里，紧密配合，前者为后者取利，后者为前者提供“合法性”支持，最终，利益固化已经形成一种机制；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状态：利益固化越深，说明越是需要改革，但是，越是固化，拒绝改革的力量就越是强大。要教育体制认可、接纳“在家上学”实验，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