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人说:“于安思危,于始思终,于迩思备,于远思近。”只要兢兢业业这样去做,高考制度的上述根本性变革不会带来不可化解的风险,只能促进我们开创市场经济条件下、“中等收入”国家、大众化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新局面。现在存在的若干具体矛盾、难题和困境,如异地高考之类,也就会自动化解。 |
我国的高考改革议之久矣,动作多矣,就全国看几乎年年有变化,本意自然是要适应变化了的时代需要,然成效似乎并不明显,甚至让人有旧困未见缓、新难又叠加之慨。之所以如此,盖因未进行与时共奋进的根本性、制度性变革和创新所致。如果高考改革继续缺乏大的气魄、大的思路、大的手笔,只是小打小闹地在程序性、技能性的操作层面上做文章,只能会继续陷于“纷纭”之中。
谈论当前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不能就高考论高考,必须从我国3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深刻转型这样的实际出发。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列出几条重要国情:第一,我国已经步入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社会和民众对高等教育从量上、质上、结构上提出更多、更好的需求实乃势所必然。
第二,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复杂的快速进程之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城市户籍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3稍多。这必然会对现有制度框架下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提出无可回避的复杂多变的种种要求,甚至不同社会群体尖锐地提出相互矛盾的要求。
第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就业方式、多种分配收入方式、多种意识形态的并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自然愈益呈现多样性,也必然会要求拥有更多的机会平等的选择权。
第四,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得过大已是客观事实,这样的收入差距状况,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一定产生着方向不同、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第五,从数量上看,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2002年达到15%,2010年又快速提升到26.5%,现在高校年招生人数已近700万人,是1995年92.6万人的7.5倍,这无疑会对人才培养制度和高考人才选拔制度等提出新的要求。
第六,我国30多年来的独生子女政策,进一步放大了东方文化“望子成龙”的心态及其影响,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合乎情理却又近乎严苛的“高水准”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