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河：不妨多一些“生态灾难意识”

　　提起生态灾难，美国人就经常想到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和“多诺拉烟雾事件”。这两大事件对美国日益兴起的“生态灾难意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中国当前树立“生态灾难意识”也有启示。

　　美国著名环保理论家麦吉本在其新著《即将到来的地球末日》中指出，生态灾难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已经逐步展开。当代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福斯特认为，随着环境和经济的生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上”。虽然以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为代表的技术派依然坚信依靠先进的绿色技术可以解决环境问题，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接受危机不可避免论。

　　西方世界绿色GDP的提出者小约翰·柯布指出，“人与自然共同的福祉”应该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发展中国家的福祉应特别给予优先考量，并提出积极的应对生态灾难的对策：发展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发展低碳的风能太阳能、鼓励有机农业、实现食物本地化。建设生态建筑之父索拉里所设计的“线性瘦身城”，倡导自行车甚至黄包车，发展传统医学等。

　　以生态危机为契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了自救行为。尽管布什政府拒绝在“京都协议书”上签字，但来自美国50个州的600位市长代表6600万市民自发组织起来，共同签署“市长气候保护协议”，并颁布政策和设立项目以推进减排；丹佛和盐湖城大规模发展轻轨；芝加哥则在市府大楼顶上安装了绿色屋顶。高耗能的现代医院的变革在美国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建设“绿色医院”的呼声日益高涨。要预防生态灾难，农业更要变革。“石化农业”依赖的化肥和杀虫剂，虽然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高产，但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危害巨大。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视“有机农场”为自救之路。

　　上述种种破解危机之道，无不涉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当然，要让美国这个建立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改变其生活方式并非易事。面对生态灾难，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积极做出改变，这就需要大家同舟共济。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如果能够借鉴西方的前车之鉴，不重蹈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的覆辙，尽早树立“生态灾难意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最大的政治来抓，一定有个灿烂的未来。(作者是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