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日领土问题的复杂就在于与历史问题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中日两国形似神异,既远又近,且近且远,但作为永远都搬不走的邻居,彼此纵有百般怨念,唯一的选择就是常思如何交好而非交恶。 |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两国都需要有全新的思维和大视野,这涉及对“主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各自国家根本利益的衡量。
首先,如果将之视为“国家vs.国家”的博弈,那么武力是唯一途径。归根到底,钓鱼岛问题的实质在于主权归属,而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主权”。在亚洲几千年历史上,“主权”意识一直是相当淡薄的,但被视为现代主权概念的始作俑者让·博丹将“主权”界定为是一种超越法律和国民的统治权,认为“主权是一个共和国所拥有的绝对和永恒的权力”。此后的卢梭、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等人都几无例外地认定“主权”在本质上是不可被分割的。若基于这一近代以来源自西方的主权概念,在中日互相主张主权且不妥协的姿态下,钓鱼岛就将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
笔者熟悉的一位中日关系专家、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曾在琉球大学执教近十年,与当地渔民有过深入接触。据其回忆,冲绳渔民经常说“我们的海”,当询问“‘我们的海’边界在哪儿”时,冲绳渔民会回答,“越过台湾、远至菲律宾。我们和台湾、菲律宾等的渔民一起打过渔,我们之间不需要护照什么的,就是一起打渔的朋友”。天儿慧教授感慨道,“他们所谓的‘我们’并非仅指日本渔民,而是指一起打渔的人,他们的眼中的国界意识很淡薄,遇到台风等困难时,他们之间会相互帮助。但我们这些被近代理论浸染的当政者、学者、媒体人,除了‘主权’二字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
日本《朝日新闻》去年9月也曾采访过一位台湾渔民张金波,目前担任台湾宜兰县近海渔业协会理事长。当在电视上看到钓鱼岛画面时,他总是看得入迷,眼神中充满怀旧,因为那里是他以前经常去的地方。他从1965年开始,每年夏季,都会从宜兰县苏澳渔港出发去钓鱼岛捕鱼。他回忆称,“岛周围的海底凹凸不平,沿岛北上有许多乘黑潮而来的青花鱼,渔业资源应有尽有”、“当时也有很多来自冲绳的渔船,过往船只间都会互相招手问候。在岛上,有时会看到冲绳渔民留下的锅”。自从美国将冲绳“归还”日本后,这一切宣告结束。他联合渔民一起争取恢复捕鱼权,强调,“对于主权领土之类的政治问题,我搞不清楚,想去只是因为那里海产品丰富,这是唯一也是全部的理由”。
站在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罗马帝国分裂、欧洲国家殖民地独立、美国独立战争、前苏联解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及当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等,都意味着所谓的“主权”其实是不断变化的。为此,天儿慧教授在钓鱼岛问题上提出“共同主权”的主张,建言中日两国享有“共同主权”,并可通过协商实施“共同管理”。他坚信,“合作与相互依存的关系一定会比对主权的政治质疑更有曙光。‘脱国家’的逻辑和实践不应片面地从属于国家的逻辑和实践”。
如果将“主权”概念简单地理解为是“国家主权”,那么“战争”就成为必然选项,但琉球大学名誉教授山里贤一提倡应站在“国民主权”的视角上思考。他主张,钓鱼岛更应该成为“中日台三方共存共生的生活圈”,成为“促进渔业、观光、贸易、资源利用等各领域友好交流之地”,唯此才能让冲绳逐渐从“军事据点”走向“和平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