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常武：“官员代表”比例降低之后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昨天获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2987名代表资格全部有效。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13.42%，提高了5.18个百分点，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占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相关报道见A3版)

人大既是立法机关，又是监督机关，承担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监督职能，人大代表中如果官员比例特别是“一府两院”官员的比例过高，不利于人大机关履行立法和监督职能。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是2010年选举法修改后，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官员代表的比例首次出现比较明显的降低。这对于优化人大代表组成结构，增强人大代表在选民中的代表性，密切人大代表和选民的联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按照传统的理解，要保障某个群体或阶层的利益，需要从这个群体或阶层中选举产生人大代表，要更好地保障工人、农民的权利，就需要从工人、农民中产生更多的人大代表。这种理解基于如下现实前提：来自某个群体或阶层的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主要是为本群体或阶层代言；相应地，某个群体或阶层的选民，主要也是从本群体或阶层中选举人大代表，将他们视为本群体或阶层的代言人。

不过也要看到，随着市场制度的逐步完善、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以及基层民主的不断扩大，来自某个群体或阶层的人大代表，不一定主要就是为自己所在的群体或阶层代言，有时他们也会主动为其他群体或阶层代言；而某个群体或阶层的选民，有时也愿意为他们中意的候选人投票，而不在乎该候选人是不是来自他们所在的群体或阶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与被选举，应该是这样一个越来越开放的过程。

在官员代表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有所降低，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构有所优化之后，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一，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选民选出人大代表之后，基本上就没有选民什么事了，人大代表做了些什么，履职情况如何，选民几乎无从监督。所以，要建立科学、完备的机制，确保选民对人大代表进行有效监督，以此向人大代表施加压力和动力，促使人大代表积极履行职责，努力维护选民的权益。

其二，人大代表的选举与被选举，应该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过程，而开放性主要体现为竞争性。一些参政议政意识高、能力强的候选人(或人大代表)，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向选民靠拢，努力争取当选(或连任)人大代表，争取为选民代言的机会，这是一种“竞争”；选民如果看到哪个候选人参政议政的热情更高、能力更强，更能代表和维护选民的权益，就会把更多的选票投给他，这也是一种“竞争”。这两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构将进一步优化，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将进一步增强。

当前，应当继续完善人大代表选举的程序，增加选举的竞争性，让更多具有参政议政热情和能力的公民参与人大代表的竞争。在真实、完备的选举程序下，即便仍然有较多官员当选，官员代表的比例仍然偏高，其实也并不要紧，因为如果官员代表不能为选民代言，选民还有机会把他们选下去。只有通过富有竞争性的选举程序将官员代表的比例降下来，才更符合人大代表选举的真谛，也能让被选下去的官员代表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