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发出“禽流感三问”：多严重 是什么 怎么办【3】

　　第三个问题是，禽流感有解决办法吗？

   由于在禽流感问题上存在难以逾越的认识障碍，使得我们在解决方案上选项很少，成效甚微。这就意味着，各种预防努力，如投入巨资研制疫苗等，到头来可能成为一种血本无归的烧钱游戏。

　　撇开认识上的缺陷不谈，应对禽流感来袭才是当务之急，方式无外乎两类：一是事前的预防；二是事后的治理。通常，预防要比治理要省钱得多。但无论哪种，都不可偏废。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当禽流感病毒发作时，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自动获得免疫力。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那些掌握先进卫生技术（如有效疫苗）的发达国家为正受到病毒肆虐的欠发达国家提供卫生援助显得尤为重要。

　　除去禽流感以外，还有多种传染病毒影响着人类的福祉，如艾滋病和疟疾就使得非洲不少国家长期陷入发展的泥沼，难以迈上正途。几年前，美国学者迈克尔 奥斯特霍姆（Michael Osterholm）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出警告，称国际社会需要“应对下一场流感大暴发” （Preparing for the Next Pandemic）。如果流感今天在美国暴发，那么边境将被迫关闭，全球经济将受到冲击，国际疫苗的供应和医疗保健系统也将全线崩溃。为应对这种可能突入袭来的疾病大流行，工业化国家必须制订出更详细的由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的反应机制。国际社会不仅要应对那些随时可能出现的新型传染病毒，而且还要警惕那些之前得到控制现在却又可能卷土重来的病毒。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密集且各地卫生资源分布不均的国度，整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水平和状况其实是由卫生质量最薄弱的那个地区决定的。疾病暴发时，如能及时调动全国最有效的医疗资源至事发地，则可将病毒的传播有效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减少损失，这样的协调和应急机制同样是极其重要的，尽管只是事后的。

　　围绕最近的禽流感，坊间已出现多个版本，如有评论称此次禽流感与上海黄埔江漂浮的死猪存在因果关系。当然，最终的“钦定”版本还需要科学缜密的判断，这也给政府部门下了一道任务，即彻底追查导致此次禽流感的元凶，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做到防患于未然，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要知道，病毒引发的问题归根结蒂属于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公共”表明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是政府走上前台，尽快给公众一个说法的时候了。

　　（原题：禽流感三问。作者王军，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