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多元化的中国很吵，但更健康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试图通过晚清爆发革命的背景来分析今日之中国社会。近一两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国内走红，从法国大革命根源来审视今日中国的文章也多起来。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断言中国“正处于革命火山口上”的观点，还是认定中国“难以爆发革命”的看法，多数都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而缺乏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矛盾的深入分析。

　　笔者以为，今日之中国早已不同于改革开放伊始时期，也不同于邓小平南巡之时。中国社会政治心态一边倒的时代已经过去。经过30多年改革，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矛盾多元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多元化、错综复杂的社会中，凝聚改革共识固然很难，但凝聚革命共识恐怕更难。

　　关于革命起因，流传的说法靠不住

　　先谈谈关于革命起因的说法，当下那两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可靠的。

　　第一个是经济繁荣和革命的关系。舆论界流行的说法是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法国是旧君主制最繁荣时期，但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个说法显然与真实的历史事实有悖。从革命爆发前的一些历史事实看，经济恶化才是最深刻的革命根源。1788年，法国农村爆发饥荒，面包价格大涨，全国因饥饿引起患病和死亡的人数开始增加。与此同时，大量英国廉价工业品涌入法国，法国纺织业受到沉重打击，许多工厂被迫停工倒闭。法国财政出现严重危机，国家债台高筑，从而揭开革命序幕。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却被一句似是而非的“经济繁荣加速革命”所掩盖。照这个奇怪的逻辑，好像只有贫穷才能避免革命了。

　　第二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对一个充满弊端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所谓“改革势必引发革命”。这也是一个伪命题。从表面现象上看，改革揭开了过去密封的盖子，社会似乎确实因此而出现混乱和动荡。但是，从根本上说，如果一场社会改革能够真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求，革命爆发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如果美国不在大萧条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重大改革，不在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60年代进行社会改革，很难说美国不会爆发革命。

　　改革不断消化民怨

　　来看看中国的情况。由于“文革”的冲击，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农产品和日用消费品也严重匮乏。而且当时中国发展的整体水平要比苏联东欧集团落后很多，社会生活水准也低很多。那时的中国应该比后来的苏东国家更容易发生革命。为什么中国躲过这一劫呢？

　　“文革”结束时期，社会主要矛盾非常清晰，就是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跟传统的经济政治体制的矛盾。从体制外的“西单民主墙”到体制内的“理论务虚会”，当时人们最反感或最痛恨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高度集中的经济路线。当一个国家普通民众的需求跟既有制度成社会主要矛盾时，推翻旧制度的革命极易发生。好在当时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尚值盛年，国际环境相对良好。民众对既有制度的愤怒最终通过有序而渐进的改革平息下来。

　　30多年的改革使得数亿中国人脱贫，全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通过对既有制度有控制的改革逐渐解决了人民群众跟既有制度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避免了崩溃。所以在中国，同样是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化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是改革开放化解了革命冲动。这跟坊间流传的经济繁荣时期会出现革命，或改革会导致革命这两个说法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