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伟：个人极端暴力频发≠治安恶化

　　26日黑龙江海伦市一敬老院因生活琐事纠纷发生人为纵火，致11人丧生。同一天，被北京一男子重摔在地的两岁女童不幸死亡。近期频发的极端恶性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公众对公共安全形势的极大担忧。不少人不禁反思：中国社会的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是否在呈上升趋势？现象背后究竟存在哪些社会问题？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并非中国独有。例如，美国有哈桑发动的福德堡美军基地袭击案，欧州有挪威的布雷维克枪击事件。但是，与中国今天的个人极端暴力事件不同，它们都有极端意识形态作为支撑。而我国的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多出于个人利益或精神健康方面的原因。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发生突然、出人意料，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令公共安全部门的防范、打击十分困难，中外概莫能外。这类事件的风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且分布不均衡，很可能会造成人人自危的社会后果。在高度透明的时代，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后很容易导致恐怖情绪的广泛传播。这就是风险的放大效应。目前，我国个人极端事件的频发并不能说明总体治安形势的恶化。与此同时，也反映一个事实：伴随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生命价值更加珍视，对政府公共安全服务供给能力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敏锐地捕捉到其中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目前，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普遍受益已成为“昨天的故事”，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等现象触动人们仇官、仇富的神经。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的表达，信访渠道不畅，诉讼成本过高，极易引发挫折—攻击行为，引爆个人极端暴力事件。

　　过去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单位制”社会中的个人权利意识受到压抑，缓慢的生活节奏更能使人心平气和。一些利益主张或矛盾纠纷经过党、政、工、团、群、妇等组织的调解而解决。如今，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原有的社会矛盾与纠纷调解组织功能失效。人们的利益意识与维权意识空前强大，但解决利益冲突与权利纠纷的新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一旦情绪失控，就可能发生激情型的暴力犯罪。不仅如此，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精神疾患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然而，这个特殊群体不再面对医院、单位、家庭、邻里结成的多元监护网，不少人被家庭单纯地抛给医院。缺少关爱和生活信心容易使他们成为“暴徒”。

　　打击个人极端暴力事件要以预防为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畅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避免形成“言塞湖”。同时，培育注重宽容与理解的社会文化氛围，让人们分享社会和谐，给予精神疾患群体以特殊的关爱。这不是政府的“独角戏”，企业、组织、个人都责无旁贷。基层社区应发挥关键作用，在第一时间及时发现社会矛盾的端倪与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征兆，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将其遏止在萌芽状态。此外，媒体的正确舆论引导也息息相关。媒体舆论引导若产生失误，就会造成负面的模仿效应。媒体有责任让公众认识到，应谴责一切形式的个人极端暴力事件。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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