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宁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当前国际、国内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应当采取谨慎、实事求是的态度，资本账户开放不能靠

“闯关”，“以开放促改革”不是万灵丹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如何开展，必须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整体利益来决定，而不是根据少数学者的“顶层设计”或者少数利益集团的需要来决定。

孟捷(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多闪光点，但地方政府有趋好的竞争，也有趋坏的竞争。我们最近在研究富士康现象，这家企业雇佣的劳工数量接近100万，其中80%是农民工。为了吸引富士康入驻，一些地方政府帮企业完成招聘工人，甚至规定职校学生实习必须去富士康。一名工人半年能够换12个工位，最复杂的工位4天就能学会，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这种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趋害性，需要引起重视，进行监管。

　　用新自由主义指导改革要不得

余云辉(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要明确，即工业化，这是国家战略，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线。有人说从产值看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中国的企业有可持续的科研能力吗？对产品上游原料具有控制权吗？对下游市场有定价权吗？国家经济发展、经营成果由本国公民享受，还是由外资享受？各行各业排在前五名的企业是本国资本，还是外资？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工业化国家。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教授)：一些人把依靠消费拉动和依靠投资拉动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政府应在五大领域做长期规划，第一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第二是以西藏、新疆为代表的西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是超大城市建地铁系统，第四是城际轨道交通，第五是环境治理，治沙、治水、治污，这些庞大投资都应着力去做。解决这五大问题，关键是要进行融资体制改革，大力发展长期的债券市场。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当前有两条不同的改革道路：一条是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改革道路，其要点是：把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结合、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条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改革道路，其要点是：全面私有化、自由化、金融化、去政府化、完全与西方接轨，依靠少数专家的顶层设计，甚至通过休克疗法加以推动。我们必须走前一条路，而不能走后一条路。

杨瑞龙：下一步改革怎么走，不能完全借助西方主流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也无法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里找到根据。未来中国，既是培育新的增长要素的过程，也是形成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过程。打造所谓的中国经济学，不是口号，而是应对中国的现实。▲(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新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研讨会”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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