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染上了国家知名度提升与国内满意度下滑相交织的“巴西病”。这个崛起的地区大国潜存“两袋效应”：更多的发展成果进了少数人的口袋，社会不公的感受进了多数人的脑袋。而类似的“崛起病”在工业革命的英国、镀金时代的美国都曾出现，倒逼施政者不断拿出能缓释民众“幸福焦虑”的真诚和行动。

第一，改革没有完成式，发展只有进行时。几年前，笔者在“工人总统”卢拉执政后期到巴西调研，当时该国缩小贫富差距成效斐然。巴西友人曾不无自豪地说，下层民众“只要有足球、桑巴和烤肉”就很幸福，因为免费的教育、医疗等国家补贴消磨了“革命斗志”。但前段时间的抗议潮中，参与者大多是殷实中产者。对中产者来说，今天的面包和钱包固然重要，但参与明天的政策安排、政府治理和政治发展同样不可或缺。从突尼斯、埃及到土耳其再到巴西，“不满外溢效应”在发酵。其共同点实质是民众要的越来越多，政府能给的越来越少，各种普惠性政策选项逼近极限，这也堪称崛起之路上的“中产化陷阱”。

第二，财政与善政相连，更与廉政直接相关。巴西联邦监察部的官员曾举例展示，该国抓廉政教育从幼儿园开始，教孩子看财政预算，监督政府花好纳税人的钱。与政府超支近4倍的赛事和工程投入相比，巴西国内经济增长已由申办时的7.5%降至去年的1%，通胀率升至6.5%。于是，国际赛事成了游行人群标语所言之“昂贵的点缀”。这就是国家崛起过程中民众泛滥的“合理怀疑”：失位错配的公共财政和政府工程，意味着用之于民的福利善政减少，更密布了腐败分子的机会缝隙。

第三，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民众失去耐心。巴西上一次国内大规模抗议活动是21年前，人们上街要求腐败丑闻缠身的科洛尔总统下台。但巴西友人坦言，该国有所谓“无限上诉”的司法制度，成了腐败分子的自由走廊。只要有钱请得起好律师，就能不断上诉直至靠冗长的诉讼程序“把案子搅黄”，如被弹劾下台的科洛尔可免囹圄，还在几年后重新出山当选了参议员。因此，尽管巴西反腐“雷声很大”，但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甲胄依然坚固，“打虎不成”的社会怪相依然故我。

国际舆论曾惊诧于巴西百万民众大游行并非“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而是“无领导人、无党派的横向社会运动”，其实这正是腐败综合症的信号：抗议无需理由，腐败就是理由。人们针对的是政府贪腐、服务低效等“老大难”，只不过贴上了“争取公交免费运动”等新标签。在觉醒的公民社会和崛起的网络社群那里，虚与委蛇的“伪改革”已缺乏残存之机，这才是对施政者的最大考验。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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