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有唱衰中国的死空头站了出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6日文章称，全球公众认为，中国也在以自私自利的方式行使权力。这些观点加深了一种印象，即中国尚未成为——用美国前外交官佐利克的话说——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见环球时报2013-08-0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模式遇上了大麻烦》的文章。他认为中国就是个过度建设的大工地，并且大规模的信贷危机就在眼前（见环球网2013年7月2日9 ）。7月15日中国官方公布第二季度GDP之后，“中国衰退论”骤然升温，美国摩根大通与日本野村证券下调中国GDP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经济的警告助推了这股势头（见环球时报2013年7月24日）。西方媒体又挑起一轮“唱衰中国”，其中不乏自由派知名学者。而刊 “唱衰论”多为美国、英国的主流媒体，因此颇引人注目：比如，近日《华盛顿邮报》7月18日发表了《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文章，就是一例（见环球网2013年7月20日）。

克鲁格曼文章称，“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放缓，因为中国的威权体制在最近几年犯下严重错误”；又称“北京的对策是重大规模扩大信贷和启动宏大刺激经济计划”。还预测，在反对声浪不断上升之下，中国的改革能否得到执行”等等。

表面看，“唱衰中国”令中国人看不惯心不顺。在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班子雄心勃勃，向着“中国梦”奋斗之际，如此“唱衰中国”着实令人有泼冷水之嫌。因此，近来，中国主流媒体理直气壮进行反击不难理解。面对被西方某些不正确的舆论进行误导不及时进行澄清也不是实事求是。

问题在于，在反击西方某些“唱衰中国”的同时，中国一些媒体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西方之所以对中国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是戴有色眼镜的，是可以不屑一顾的。

笔者认为，对“唱衰中国”进行反击是对的。但是不加分析地把来自外国外媒对中国所有的批评一律视之为“唱衰”，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比如，西方预测中国为扭转目前经济困境可能会采取新一轮扩大信贷和刺激政策一事就需审慎。其实理性分析2008年出台的刺激内需政策，尽管有保稳定的一面，但无疑也会也孕育着后来经济通胀风险因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新一轮刺激经济政策只能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令人欣慰的是面对经济困局，中国决策层头脑十分清醒，李克强总理7月12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扩大内需需要创新和拓展新路，既要有效稳增长，又要着力调结构，持续稳中有为（见新华网2013年7月12日）。而财政部长继伟7月20日公开表示，中国不再大规模刺激经济，而是通过改革促进增长和就业。

假若按照一些人们的思维，凡是外网外媒“弹”中国就视作“抹黑”和“唱衰”，而不实事求是进行分析，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从实际出发对症下药，其结果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至于时下某些外媒“唱衰”中国改革停滞问题，也需要一分为二，应该说一些地方借着经济困难，更多地考量增加投资去拉动，而对深化改革有所减弱也是事实。其实，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结构不合理，之所以一些地方房地产无法整顿，深层次原因也是改革不到度。目前中国的消费比重仅占GDP的35%，甚至都低于亚洲的50%和发达国家的60%至70%。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同样表明内需的空间极为庞大。中国只要出台合适的刺激政策（如汽车行业下调税费，家电下乡），同时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消费将也会保持至少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因此，反思改革力度和速度似乎也是一个值得论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某些外媒“弹”中国似乎也不是毫无道理。

一句话，不必反外国媒体“弹”中国一概排斥，一概斥之为阻挠中国前进。

时下，中国已不是30多年前的中国，也不是1949年刚建国时的中国，而是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中国。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国，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赞与弹是不可避免，甚至对中国进行遏制也是很自然。中国尽管经济总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无论高铁，还是高速公路，中国增长的幅度都是世界最前列，但却远远没有达到西方今天的水准和规模。投资这驾马车也还应该有三十年的用武之地。至于海外投资，虽然会由于成本迅速提高而出现外移现象，但收入越来越高的消费者也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因此，面对赞与弹，或唱衰与捧杀中国，当然需要进行应对，但更重要的是保持着忧患意识，用毛泽东那句话，“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有不断地改正缺点才能避免大失误，避免大折腾。从这个角度上说，对“唱衰中国”应持冷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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