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对干部的逆反心理。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指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必然产生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又最能应付官僚主义。按道理说，服务型政府应该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能够公平合理地处理利害相关者的矛盾和冲突。但现实中有些基层政府的决策随意性大，对涉及诸如征地、拆迁、改制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常常不尊重民意。一旦出事，总是能捂则捂，能压则压，能拖则拖。还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追求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漠视群众利益。结果造成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逆反心理。《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国家统计局瓮安调查队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500人中，“6·28”事件前对瓮安各级干部作风满意的仅为14.8%，不满意的占43%。正是由于群众对少数干部逆反心理的日积月累，在导火索的催化下，极易酿成极端事件。

七是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当前，还有不少群众法治观念不强，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往往一有问题就通过上访、闹事等方式解决；还有一些群众尝到了上访的“甜头”，利用有些领导求稳怕乱的心理，漫天要价，不断提出过分要求。而有些领导遇到这类事件时，害怕事态扩大，往往不问群众要求是否合理合法，一律让步满足。结果使部分群众产生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觉，无形中怂恿了极端暴力事件的发生。更多的群众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驱使下，抱着“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的心态，参与到闹事或者上访的行列，使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

八是打抱不平的江湖心理。在某些极端事件中，很多人是抱着打抱不平的心理参加的。这是由于很多群众看到弱者被欺负或弱者的利益被侵害时惯有的一种江湖心理。“万州事件”和“池州事件”就有很多群众是抱着保护弱者的心理参加的。这种心理实际上反映了两个深层次的心态：一是参加者发泄不满的心态。一些群众把对此事不满的心态发泄到彼事上，进行情绪转移，以此追求内心的平衡；二是寻求自己权利的心态。实际上，这些事件也是权利不均衡分配的结果，一些人通过打抱不平来寻求属于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

九是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相当一部分群众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依赖意识仍然十分严重。在社会的变革面前，不是主动求变、积极应对，而是等靠要和依赖政府。一旦个人利益受损就头脑发热，迸发出与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对立情绪，甚至通过暴力事件向政府施压。有些群众完全因为自身的原因造成利益受损后，不是自己去想办法解决，首先想到的还是找政府解决。一旦政府顾不上，就认为政府对自己不公了，就认为自己吃亏了，从而通过一些极端的方式来表达。

客观地看，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它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也正因为原因众多而复杂，很多地方党员领导干部对一些细微的或者诱发的原因自然就不予重视。然而，混沌理论认为，原本看起来不甚严重的起因却有可能旋转成十分棘手的危机，以至于产生涟漪效应。所以，认真分析和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社会心理根源，不但有利于我们有效地预防和应对人民内部矛盾，也将对我们更好地走好中国路、实现中国梦起到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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