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就是普世价值

　　人小的时候，非常简单、天真，容易相信存在普世价值。我小时候的普世价值是什么呢？就是热干面。我在武汉长大，童年时以为，热干面这么好吃，全世界一定都吃。1966年，我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串联，在火车上就想，下车后要吃一碗热干面，结果却在北京根本找不到卖的地方。记得在西单的一个面馆里，我问来问去，只有北京的炸酱面、山东的打卤面，没有热干面。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热干面不是普世价值。

　　如今北京也有热干面了，就是超市里包装成方便面销售的那种。现在国内很多人说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类似方便面包装的西方玩意。因为不能总去武汉，有时我也买这样的热干面解馋，但总不如武汉街头卖的正宗。前两天和一位河北朋友聊到热干面，他又给我一个巨大打击。他说，哪怕倒找钱给他，也不会吃热干面，太干巴了，实在难吃。可见，很多人不认我这个“普世价值”。在外人看来，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也同样太干巴了，让人咽不下去。

　　那么到底有没有普世的东西呢？上升到“大家都吃面条”这个层面，也许是普世的。意大利人不是也吃面条吗？但是吃什么样的面条，怎么吃，各地是不一样的。我们还可以抽象到“所有人都要吃东西”这个层次，这显然更普世。同理，中国人要治理国家，美国人要治理国家，这也是普世的，但具体怎么做，可能就需要各种各样的解决方式，不能、也不必一概而论。

　　英文中有一个词叫monoculture，即单一种植，就是一个地方只种一样作物。现在这种耕作方式已在全世界受到广泛批评，因为它违反自然规律，造成极大的环境和生物灾难。在政治上，也不能搞monoculture，美国有美国的做法，中国的独特做法也不可忽视。懂得珍重多样性，这才是普世价值。

　　从中国视角研究中国

　　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一讲到中国的政治决策，都会用到美国人的一个所谓的模式，叫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这是由两位美国教授，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和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但梳理这个词的来龙去脉，我们发现西方人的那个角度可能是有问题的，哪怕他们是出于好意，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西方谈到中国，经常扣上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帽子。这两位教授之所以改用“威权主义”这个词，是因为他们发现中国的决策过程完全不符合极权主义的描述。改用威权主义，是一种进步。

　　与此同时，他们在研究水电决策过程时发现，决策过程充满了部门之间的冲突、磨合，于是选用“碎片化”这个词进行描绘。其实，这个词源自于对美国自身的研究，因为美国的政治决策过程就是高度碎片化的。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词的来龙去脉，一些国内学者就误以为“碎片化”只是中国决策的特点。

　　近年来，有学者将西方政治中的碎片化现象理论化，关键概念是决策过程中的否决点(veto points)，否决点越多，越碎片化。在决策过程中，某个点上只要有人可以否决，就成为一个否决点。美国的决策都要通过国会，国会里有委员会，委员会里有小组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否决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就死掉了。与很多国家比，美国在决策过程中的否决点太多，难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把美国体制称之为“否决政体”(vetocracy)。

　　西方的分析框架未必不对，但它的解释力是不够的。我们建议从中国视角看中国的决策过程，用“开门”与“磨合”解释中国的决策模式。“开门”这个词在中国用得很广，可以用于和西方对话，西方有个词叫“参与”，在我们看来，参与只是“开门”的一种方式，即在进行决策时，有人可以“闯进来”。但在中国的实践中，还有另外两种开门方式，一个是“请进来”，一个是“走出去”。“开门”比“参与”幅度更大，更开放。

　　“参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哪个社会集团的参与能力比较强，它对政策的影响力就比较大。在各国，真正能闯进决策圈、影响决策者的，往往是强势利益集团。在美国尤其如此，华盛顿的K街上到处是游说团体的办事处，他们代表的主要是强势利益集团。而“走出去”和“请进来”就有可能顾及弱势群体，顾及那些不太容易发声的群体。一个包括“闯进来”、“请进来”和“走出去”三种开门方式的决策体制肯定要比只有“闯进来”一种开门方式的体制好，当然比关门的体制要更好。

　　另一方面，“磨合”也是个中国人常用的概念。磨合本来是机械学用语，西方社会的决策过程中没有借用这个概念；但在中国，不管谈公司决策，还是谈政府决策，大家经常会说到“磨合”。磨合意味着，要“合”通常要经过“磨”；经过“磨”可以达到“合”，但也不一定达到“合”。开门和磨合，这两个关键概念都是在用中国视角认识中国的事务。

(责编：浩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