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就已经提出了“适度增长区间”、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问题。那时认为“下限”不成问题，经济增长经常冲出“上限”。所以，我们提出要把握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宏观调控也好，经济发展也好，都要把握一个中线。

　　守住下限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2011年时，在强调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两位数高速增长不会再来的背景下，大家都说要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这个时候大家还都觉得我们的速度不成问题。从2010年第一季度起，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V”字形反转，GDP达到11.9%这个小高峰以后，一直到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连续十个季度下滑。大家也还没有感觉到速度问题紧迫，只是认为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去年第四季度反弹到7.9%，大家觉得2013年是一个温和回升了。结果没想到，今年第一二季度又往下降，降到第二季度的7.5%。总的来说，从2010年第二季度到2013年第二季度，连续十三个季度出现了“稳中下滑”的态势。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经济增长降到什么时候为底？

　　第二季度一下子降到7.5%，如果政府再不出手，三四季度继续滑下去，全年将会低于7.5%，这将是1998年以来的15年中唯一一个低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增长目标的年份。现在，经济增长由过去经常冲出上限，进入到了要守住下限的情况。经济增长冲出上限，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而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运行，也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也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守住下限，是被动的。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

　　我们应通过哪些改革措施来把握经济增长中线？

　　如何把握经济增长的中线？靠改革。现在正在采取许多“稳增长”的措施，社会上称之为“微刺激”。从国务院常务会议来看，从6月中旬到7月31日一个半月，就有六次研究部署“稳增长”。第一次是6月19日，研究金融支持问题。6月26日，研究加快棚户区改造。7月3日，讨论了激活财政存量问题。7月12日，研究节能环保产业和信息消费问题。7月24日，讨论了小微企业的减免税。7月31日，研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加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这些是必要的，但我感觉这些过于“碎片化”，应提出来一个总体对策方案，不仅对我们的改革寄希望于拿出一个总体方案来，而且对经济发展也需要有一个新形势下的总体方案。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发展的总体设计应该是相互呼应的，相互联系的。

　　为什么说潜在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台阶”不是客观规律？

　　如果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的话（当然改革和发展各有各的问题），支持城镇化的推进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城镇化既推动投资也推动消费，既促进发展也促进改革。城镇化的推进涉及到一系列的改革问题、发展问题，都包含在这里面。

　　现在大家讲我们的城镇化率统计是52%，我认为实际上只有35%。按照这样一个城镇化率，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态势不应该是大幅度下滑的。这中间就出现了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出现了体制机制障碍。不管你认为今后潜在经济增长率要降到多少，客观上说，到2020年这七八年内，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人的城镇化的推进，如果处理得好，改革配套得好，经济增长还能保持一个相当可观的速度，但千万不要突破10%。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台阶下多大？现在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是客观规律，这没错；但是要说要“大幅度下台阶”，我认为这不是客观规律。日本、韩国、德国加起来还没有中国大，人口也没有我们多，我们城镇化的任务还非常艰巨，从中国国情出发，“下台阶”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应该像日本、韩国、德国那样大幅度地下台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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