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结束之后，以新媒体高速发展为标志，全球范围的网络空间已经形成。对于多数主权国家来说，新媒体的发展和全球网络空间的形成，意味着一种全新执政环境的出现。在这种环境中，应对来自网络空间谣言的挑战，构成衡量执政能力的共同标准。

　　在谈论治理谣言的问题时，如果试图展开理性的讨论，那就需要一定的框架，方便聚焦，避免那种彼此装聋作哑的平行对话。这里首先需要涉及的，是有关治理的目标：

　　治理网络谣言的目标，不是消除新媒体，而是建立理性、健康、有序的网络讨论环境。新媒体的出现，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信息技术革命是科学技术在当今发展的前沿，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换言之，新媒体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和进步的具体体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接下来的问题显然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如何做出适当的调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去阻挡和消除生产力的发展。就这个目标而言，需要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各个相关部门，在应对网络挑战、治理网络谣言时牢记在心，并注意防范惯性的反扑，即在治理谣言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在网络空间，复制新媒体出现之前的环境。那就是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一起泼出去了。

　　治理网络谣言的目标，是为网络空间树立多样、立体、可行的行为规范，而不是在网络空间实现众口一词。标准化流水线是新媒体出现之前工业化社会的基本特征；网络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个性化、多样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上，也是如此。既然有主流，就必然有非主流、支流，甚至逆流。强化主流价值观，不能、不该、也无法通过消灭其他流的方式实现。因此，治理谣言需要注重行为规则的建设，既有法律规范保障底线、红线、边界，也要有更加弹性的主要依靠自律的规则，引导、鼓励网民、公司、政府多主体在网络空间稳定、有序、活泼、健康的百花齐放。这需要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箱，对政府来说，比较忌讳那种手持锤子，看啥都像钉子的思路。

　　治理网络谣言如果以规范为重，则同样必须注重依法治国，强调三个自信基础上的均衡、适度、匹配原则。需要注意的是，制造谣言这种行为本身在网络空间已经激发了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网民无意让新媒体空间变成谣言主导的空间，以免屡屡被骗；网络服务商想必也不会希望旗下产品被贴上谣言共和国这样的标签，导致商誉以及收入的双重损失。

　　从长远来说，治理谣言应鼓励并保护网民、提供新媒体应用公司的自我净化，使其能有效识别不实信息，以及长期与不实信息高度相关的账号、用户，而非始终完全依赖法律的强制力量。在此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新媒体的政治参与以及合理利益诉求表达功能，对网民依法举报不法行为、批评监督政府改进政策等，给予有力保障。避免治理谣言成为贪官污吏和试图阻挡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挡箭牌。

　　治理网络谣言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在方式方法上贴近百姓生活。新媒体的发展开启了民智，改变了民众的审美偏好和话语习惯。治理网络谣言因此不能以传统政治运动的组织方式实施，对谣言、造谣者、职业传播谣言并从中牟利者的治理，也需要匹配民众偏好的非意识形态化语言进行表述，把握好定性的标准、批评的力度，过于意识形态化的上纲上线，反而可能模糊事实和焦点，引起没有事实只有立场和观点的扔泥巴大战。▲(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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